论民事判决证明模式的选择与重塑
石金平　张钢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院被认为是社会矛盾的终局裁决者，司法审判则被认为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途径。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一套权威的、严格的程序作为纠纷各方消弭矛盾的通道，而且还有司法判决作为对纠纷的处理结果及其理由的说明。故司法审判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为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所接受，是否真正具有其应有的功能，一方面取决于审判程序本身是否合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司法判决是否以一种恰当而可证的方式解释冲突。
　　司法判决作为对纠纷的处理和理由的说明，是否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判决的证明结构模式是否合理，故司法判决的证明结构模式是司法判决的灵魂。
一、各国司法判决的证明模式
　　司法判决是法院依照法律的要求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以解决纠纷活动而作出的一种裁决。由于司法判决具有或者应当具有解决纠纷的功能，判决就需要对纠纷的过程、纠纷的处理结果及理由有一种合理的说明，才能被纠纷各方尤其是败诉方所接受，判决才具有正当性，才能使判决具有规范、指引和评价人们社会行为的功能。
　　司法判决一般采用书面的形式。它不仅要记录有关事项，如法院的名称、当事人的姓名、程序的经过、判决结果，而且还要对判决的结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予以证明。这使得司法判决包含着某种证明结构。证明结构的类型化表现为证明模式。司法判决的证明模式反映了不同结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由一定的理由和论点达到最终结论的推理形式。1
　　用结构模式的方法可以有助于我们从各国的不同的司法判决中进行抽象，而对其中的细微差别可以略有不同，有助于从总体上或从根本上识别各国司法判决的风格和特征，从而有助于从中找出可以借鉴的合理内核。
　　比较法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各国的司法判决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差别，但如果从证明推理的结构，即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进行分析，则可概括出如下三种模式。
　　(一)简单归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判决的证明被归结为一种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架构，判决书中陈述的仅是法律规则、相关事实以及判决结论，其逻辑结构为(以承担违约责任为例)：
　　大前提：在购销合同关系中，凡是卖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交货的都构成违约，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小前提：A无正当理由逾期交货的行为构成了违约
　　结论：A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在这种证明模式中，只有一个大前提，有一个或两个小前提，一个结论。但不论是一个或两个前提，都没有穷尽或完全列出所有在案件中存在的事实或可能性；其次，对大前提和小前提一般不再作具体的分析或逻辑的推论，故其逻辑过程呈一种简单的线性形态。法国的司法判决主要采取这种模式。
　　(二)复杂的归摄模式
　　这种模式也是一种演绎推理结构，但它与简单归摄模式有两点主要的区别：一是法院提供一种更为详尽的证明。在一个大前提下，有多个小前提；而且前提之间构成一个等级的序列，即前一个前提由次级前提来证明，不断地追问和分析每一前提中概念的含义，以构成“次级前提”，直至将某一事实归入能导致法律后果的构成要件。这种模式广泛流行于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大陆法系国家。这种模式主要有三种形态：
　　1?线性形态。在这种证明形态中，证明由一连串逐级推进的演绎步骤组成，其中的第一步都由前一步来证明。
　　2?非线性形态。这种证明形态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每个结论(包括最终的判决结论)都由若干论点来支持，这是一种网络式或多视角透视的证明方法。
　　3?混合形态。即有若干推理步骤，每一步骤又都以多角度的证明方法加以证明。
　　(三)对话、选择性的证明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最终判决不是作为前提的逻辑结论出现，而是作为按照解释论点和优先规则所作出的司法选择的结果。其最主要的特征是，陈述和讨论在第一个相关争点上相互冲突的解释论点，辨别可能出现的方案，然后作出公开选择的理由(这些理由比不选择的理由要强)这种模式流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2
二、司法判决模式的成因
　　一个国家的法院选择什么样的司法判决结构模式，是与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审判制度分不开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明模式中，尽管法国主要采取简单归摄模式，而德国主要采取复杂归摄模式，但两者在推理形式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即都是演绎推理形式。这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广泛采取的对话、选择的模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后者在逻辑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归纳性、分析性和选择性的推理形式。两大法系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差别，与两大法系所依据的文化传统及政治法律制度是分不开的。自近代以来，欧洲大陆一直是理性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否认归纳推理、经验的可靠性，强调真理在逻辑上的自明和完美，即真理性的认识必须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观念(大前提)，再根据个别的事实或经验与不证自明的观念的结合、符合程度，推导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法律体系的完美、法律规范的详尽。《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二是追求法律的普遍正义。认为法律规范已经很完备，任何一项法律规则都有普遍性，现在或将来所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都可用相应的法律规则加以调整。所以，表现在判决的证明方式上更多地采用的是演绎推理的方式。英美法系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这种哲学否认有一种绝对的、具有普遍适用的真理的存在。认识上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认识真理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归纳和证伪。这种思维方式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法律的个别正义。认为个案千差万别，不可能以某项普遍性的规则毫无遗漏地囊括个案中的所有情况，法官只能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评判。二是与前一方面相联系，法官可以根据其对法律、法律精神以及社会道德等的理解，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作出评判，这就是法官的造法活动。三是遵循先例。这可作两方面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凡是有先例的都要遵循，这是一种经验的归纳方式；第二种理由是，如果没有先例则可以创造先例。为此，法官在制作判决时，全面考虑双方当事人提出的理由，为解决纠纷尽可能地设计出各种可能的方案，为每一种方案寻找可能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先例，法官的判决创造了先例，为以后的法官判案提供最大可能的思路，使他们不能对先例随意更改。四是任何一种判决，即使成为先例，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形，任何一种先例实际上都可能留有余地。后来对相类似的情形作出判决的法官亦有解释的余地。正因如此，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判决采取了对话、选择的模式。
　　两大法系的司法判决证明模式存在着差异，在政治制度上的原因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主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在国家政权中行政、立法和司法严格分立，相互制衡(权力的分散性)。法官的权力较大，可以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法官既可根据国会立法，也可以根据判例，甚至可根据法官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个案作出评判，他有选择的可能性和余地，而这种选择权也是其采取对话、选择性模式的原因。而在大陆法国家，在政治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表现在国家政权结构上，虽然也是三权分立，但国会控制着立法权(立法权比较集中)，司法权相对较弱。法院一般只有执法的职能，而没有造法的职能。故法官在作判决时，一般只能根据现有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行为或事件，而没有选择的理由和余地，所以在判决的证明方式上主要采用演绎推理的方式。
　　两大法系的司法判决证明模式存在差异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审判模式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法国除外)，主要采取的是职权进行主义的模式，法官对诉讼具有较大的指挥权和控制权，法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适用制定法，当事人一般不会提出异议；而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采用的是对抗制，当事人之间由于有律师参与诉讼，对抗性较强，加之在许多情况下又没制定法，法官在制作判决时，必须将当事人的观点进行详细的分析后才能作出平衡——根据何种权利优先的原则作出判决结论。
　　同是大陆法国家，法国采用简单归摄模式，而德国则采用复杂归摄模式，原因何在?一是法国大革命后，按卢梭和孟德斯分析理论建立的三权分立制度，法院的权力比较小，处于行政与立法机关的从属被动的地位，法院不承认其有造法的权力，甚至不承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需要解释法律。这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和态度使得其在判决证明的过程中也表现得比较消极，因而采用简单归摄证明模式。德国则不同。其原因一是德国文化比法国文化更富于思辩的色彩，故须在判决证明中体现思辩性；二是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占领，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影响较深，司法权要比法国大，法院的态度较为主动；三是德国法官与学者之间的联系较多，法官可在判决中运用学者的学术成果，在解释法律上具有巨大的空间。故只有采用复杂归摄模式才能容纳法官的思辩的需要，也唯有如此，才能为好思辩的德国国民所接受。
三、证明模式之价值评价与发展趋势
　　(一)对三种证明模式的简要评价
　　如前所述，不同的证明模式的形成有着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所以，很难用一种单一标准去评判哪一种证明模式的优劣。例如，对话、选择模式对于普通法系国家是非常适宜的，但如果要大陆法国家完全采用这种模式，不仅缺乏现实性，而且是不可取的。但评价之困惑不等于不能评说。事实上，只要作出选择，就离不开评价，不然就不可能作出选择。问题是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评价。我们认为，评价的标准主要有：一是一种合理的证明模式应该符合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二是必须与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三是与现代的审判制度相适应；四是必须具有说服当事人，规范、评价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功能，这也是最根本的标准。以这些标准来评价上述三种模式，我们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在法国等采用简单归摄模式的国家，其前提是法制比较完备。在法国，制定法一般被设想为是清楚明白的，制定法所要求的证明判决的正当理由，大致由对相关事实总的陈述与相关的法律规定参照所构成，不包括按照特定的法律解释论点把判决结果与制定法规则连接起来的、包含若干步骤的努力。笔者认为，如果是法律关系简单、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采用这种证明方式未尝不可，但如果是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或争点较多的案件，这种证明模式很难为判决的结果提供充分的、正当性的根据，从而降低和减弱判决应有的功能。
　　纯粹的复杂的归摄模式为司法判决的正当性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依据。应该说，它比简单归摄模式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存在着法律冲突或两种权利相对立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证明方式是从一个被认为是必然正确的大前提出发的，故这种证明方法难以对冲突的理由作出衡平和选择。
　　选择、对话性的归摄模式，由于其过分强调判决理由之间的对话性，尤其是它采用比较松散的表述方式，缺乏逻辑的完美性，不能用最有效的阅读方式理解法官对成文法的法律规则的适用过程，故这种方式至少不符合大陆法系国家的阅读习惯。
　　(二)发展趋势
　　在西方国家，随着政治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相互渗透以及诉讼模式的相互融合，判决结构也在相互借鉴和吸收。就司法判决的证明方式而言，从演绎证明到对话证明，从封闭到比较开放的推理方式，从不容置疑的权威到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中进行辩证的选择，已成为一种趋势。在这方面，德国的司法判决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判决证明模式是复杂归摄模式，但在一些判决特别是宪法判决中，吸收和借鉴了选择、对话证明模式中一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Leach一案中，Leach是一桩持械抢劫案的从犯，在服完大部分刑期后，即将被释放。这时，被告(一家公共电视广播公司)打算委托一家机构摄制描绘这件抢劫案的电视片，其中清晰地指明了原告，并暗示其有同性恋倾向。Leach起诉电视广播公司，称被告侵犯了其隐私权。一、二审法院均驳回了Leach的请求，理由是“相对而言，他可以被看作是当代的历史人物”，他在隐私权方面的利益应让位于公众利益，这种公众的利益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真实报道。显然，这里存在着两种利益的冲突，即个人的隐私权、人格权与新闻自由权的冲突，而这两种权利都是民主自由秩序中不可缺少的方面。联邦最高法院详细地分析了这两种权利对于保障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指出这两种权利的行使和保护范围，再提出在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依据实体理由和形式理由(法律体系上的理由)应采取的衡平标准，最后，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对保护个人隐私、人格权的优先原则，支持Leach的诉讼请求。3整个判决既有对话、选择模式和辩证性和分析性，又不失复杂归摄模式(非线性形态)的严谨性，堪称两种证明模式结合的一个范例。
四、我国民事判决证明模式之缺陷
　　一个国家的司法判决，无论其是刑事的、行政的，还是民事的，都有其共同的结构特性。本文为了分析方便，选择民事判决证明结构作为分析的对象。
　　我国现行的民事判决的证明模式，无论是复杂的案件还是简单的案件，大多采用简单归摄模式。其至少有如下缺陷：
　　(一)从逻辑方法上来看，首先，它过分抽象，缺乏对当事人的争点及判决理由的具体分析。例如，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当事人的质证、采信证据的理由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直接认定事实；对于判决的理由，更是不作具体分析。如案件的法律关系可能对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关系重大。比如，原、被告之间无书面合同，原告为供货方，其以购销合同为诉因起诉要求被告给付货款。实际情况是，被告销售原告提供的某一品牌的服装，每个季度与原告结算一次。结算单上载明卖出多少、货款多少、剩余的服装有多少。原告起诉时，被告处仍有原告提供的价值50万元的服装未卖出。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给付货款5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被告辩称双方之间为代销合同，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要求退货。该案如果是购销合同，原告会胜诉；如果是代销合同，原告则要败诉。法院的判决对当事人关于此争议焦点不作具体的分析，而在判决书的判理部分写道：“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口头合同，从双方之间的行为性质来看，不是购销合同而是代销合同”。该判决书虽然对合同的定性是正确的，但由于它对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特征没有作具体的分析。所以，这种定性是结论性的，显得非常抽象。
　　其次，强调演绎，忽视归纳。在判决书中，通常只注意找出适用处理该案的大前提，即所有满足某构成要件的情形便应承担某法律后果，列出满足大前提所需要的某项事实或某项理由，便作出判决的结论。虽然在判决理由的最后部分有“综上所述”的字样，但并不是真正地归纳。例如，涉及到违约责任，只写被告逾期交货，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和支付违约金。至于具体的违约事实有哪些，被告要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理由等，却很少提及；或者虽然提及，但选择其中一、二项加以说明，对其他事项或理由不作表述。本来判决的结论应是一果多因，但由于判决书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事项或理由，使判决理由显得不够充分。
　　(二)视角单一，对当事人争议缺乏多视角的透视。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严格的法律规范主义证明方式，排斥学理的分析和拒绝使用实体理由。
　　(三)证明过程缺乏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现行的民事判决书格式中没有当事人的举证、相互质证以及法院对具体证据的认定情况，即没有对事实认定过程的记载。所以，看不到案件的事实在诉讼程序中是如何被过滤、被呈现、被证明的，只看到判理被一种简单的演绎推理所证明，缺乏一种应有的厚度和深度。
　　正是由于判决结构存在上述的缺陷，判决结构呈封闭性状态，使判决理由的正当性受到当事人的怀疑，甚至非难；判决的结论显得武断，使得原告感到胜诉得勉强，败诉方败得不明不白，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判决对当事人的说服功能，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功能和指引功能。这与我国日益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司法民事判决结构之所以存在上述缺陷(司法判决也是如此)，是与我国建国后建立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分不开的。首先，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民主制度不够完善，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体现，人们具有服从权威的普遍心理。其次，长期以来我国过分地强调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职能，忽视其解决社会纠纷的功能，故在审判制度的设计上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法官对程序的进行、事实的认定以及判决结果具有较大的控制权，而不受当事人诉争及举证、相互质证的限制。作为审判结晶的司法判决书同样带有严格的职权主义色彩，过分地强调判决的国家权威性，而忽略其对话性和说理性。
五、重构民事判决证明模式之思考
　　在对我国民事判决证明模式的思考时，我们应考虑这些因素：我国在法律传统方面多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哲学上与理性主义有更多的相似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激发了人们的法制意识，人们对法院的司法裁判寄予较大的期望；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我国吸收了普通法国家对抗制的一些做法，审判方式与德日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进行主义比较接近。据此，我们认为对于复杂的案件的判决证明方式，应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复杂的归摄模式。此外，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法制仍不够健全，法律滞后与社会实践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使司法及时、正确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亦有必要吸收和借鉴普通法国家采取的对话、选择的证明模式的一些合理因素，特别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而司法又必须解决的纠纷，应以复杂的归摄模式为主，同时吸收和借鉴对话、选择的证明模式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使司法证明模式更具有开放性，从而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
　　我们认为，在对复杂的案件所作的民事判决的证明结构中，为了使判决的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判决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应采用下列方法及方法论的原则：
　　(一)在逻辑方法上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修正）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6月28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6月29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及其有关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促使企业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产品质量达到并且超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对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工商行政、卫生、劳动、商检等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负责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行业、企业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举报和揭发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对举报、揭发或者协助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人员，有关部门应当为其保密，并给予奖励。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七条 积极推行产品质量认证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鼓励企业根据自愿的原则，申请产品质量认证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
第八条 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用户、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监督抽查的结果应当公布。全省的监督检查工作由省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部门规划和协调。法律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对重点产品和某些重要生产资料实行定期监督检验。
对流通领域中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种子、农药、农膜、化肥等实行售前报验制度。
第九条 实施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依据是：国家和省有关产品质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经备案的企业标准；经济合同中有关质量的约定和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产品质量状况；国家和省制定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规则。
第十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应当合理安排，避免重复。对同一企业的同一种产品，上级部门已安排监督检查的，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下级部门不得再安排。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区域性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统一协调后实施。
没有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职能的单位，不得自行组织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经监督检查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企业，必须限期整顿和改进。各级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和有关行业、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整顿和改进工作的督促、指导和检查。
第十二条 开展群众性的产品质量监督活动。各级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聘请产品质量义务监督员。产品质量义务监督员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进行检查，对发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及时向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和有关执法部门对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查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权对被检查者的摊位、货架、仓库及可能存放违法产品的场所进行检查；有权查阅、复制有关的发票、帐册、业务函电和其它资料；有权对有明
显质量缺陷需要进一步查证的产品，采取临时封存或者扣押措施。
第十四条 行政执行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必须两人以上，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和佩戴执法标志，使用国家或本省统一的执法文书、罚没收据，严格按规定的程序执法。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在与有关部门协商后，统一规划全省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设置应当合理布局，充分利用社会现有力量。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
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工作。法律、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坚持科学、公正的原则，对检验报告负责。被检查者对检验报告有异议时，可以在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下达检验任务的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验，逾期不申请的，视为认可检验报告。
第十七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的检验费用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监督抽查检验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同级财政列支；
（二）定期监督检验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检验成本费；
（三）售前报验以及监督检查中不合格产品的复查检验费用由受检单位承担；
（四）仲裁检验和复验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十八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人员在抽取样品时，应当出示证件和行政管理部门下达的检验任务文书，并使用本省统一印制的检验样品抽取单，严格按照标准和有关规定抽取样品。抽取和退还样品的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拨给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实施产品质量监督及办理案件所需的经费。

第三章 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条 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
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第二十一条 产品或其包装的标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
（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产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
（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相应予以标明；
（四）实行生产许可证的产品，标明已取得的生产许可证编号和批准日期；
（五）限期使用的产品，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
（六）使用、储运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七）法律、法规或有关标准对产品标识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二条 生产者、销售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
（二）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产品；
（三）生产、销售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产品；
（四）生产、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
（五）生产、销售伪造生产日期、失效日期的产品；
（六）生产、销售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和质量证明，伪造或者冒用厂名、厂址、条形码的产品；
（七）销售实行报验管理而未经报验的产品。
第二十三条 产品质量达不到规定标准，但仍有使用价值并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必须在产品或其包装的明显部位标明“等外品”、“次品”或“处理品”字样，方可出厂或销售。
失去使用价值的产品、影响人体健康和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不得出厂或销售，必须销毁或作无害化的技术处理。
第二十四条 产品监制者应对其所监制的产品质量负责，保证被监制产品质量符合规定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产品维修者应当对其所维修产品的维修质量负责，不得弄虚作假，敷衍或者欺骗用户、消费者。
第二十六条 医疗卫生、建设施工等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不得将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产品用于患者、建设工程以及其他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设施。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支持、包庇、纵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得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提供场所、设备、物资、资金、运输或其他条件。

第四章 产品质量纠纷的解决
第二十八条 用户、消费者有权就产品质量存在的问题向产品的销售者、生产者或有关责任者要求修理、更换、退货；对由于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生产者或有关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第二十九条 因产品质量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当事人各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产品质量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仲裁决定，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逾期不履行，另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产品质量纠纷的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产品或其包装的标识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对产品未售出的，处以违法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罚款；对产品已售出的，处以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二）、（三）、（四）、（五）项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对产品未售出的，没收违法产品，并处以违法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对产品已售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
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销售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 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六）项规定的，责令公开更正，对产品未售出的，处以违法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对产品已售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销售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七）项规定的，责令停止销售；对产品未售出的，处以违法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罚款；对产品已售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监制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维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所收维修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医疗卫生、建设施工等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责令停止使用，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没收违法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产品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被检查者擅自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被封存产品的，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被检查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责令改正，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生产者、销售者不按国家有关规定负责产品的修理、更换、退货和赔偿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该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未经考核合格，擅自进行产品质量检验的，责令改正，处以所收检验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按照标准和有关规定抽取样品或者不按照规定退还样品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该样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伪造检验数据或者检验结论的，责令改正，处以所收检验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检验工作或吊销有关证件。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或个人，除按本条例规定处罚外，给用户、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的，承担赔偿责任；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权范围决定。法律、法规对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理。
第四十五条 罚没款一律上缴同级财政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分成。
第四十六条 拒绝、阻碍从事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以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从事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

附：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决定

（1997年6月29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7年6月29日公布施行）

决定
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结合本省实际，决定对《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三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和有关执法部门对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查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权对被检查者的摊位、货架、仓库及可能存放违法产品的场所进行检查；有权查阅、复制有关的发票、帐册、业务函电和其它资料
；有权对有明显质量缺陷需要进一步查证的产品，采取临时封存或者扣押措施。”
二、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二）、（三）、（四）、（五）项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对产品未售出的，没收违法产品，并处以违法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对产品已售出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销售许可证。”
三、第三十四条修改为：“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六）项规定的，责令公开更正，对产品未售出的，处以违法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对产品已售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销售
许可证。”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1997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