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农药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23号


现发布《山西省农药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药管理，保护农业生产、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根据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药生产（含原药生产、制剂加工和分装，下同）、经营和使用者，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登记和农药监督管理工作。
各市（地）、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
省人民政府化学工业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农药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企业生产农药，投产前应当向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提供农药的产品化学、毒理学、药效、残留、环境影响、标准、研制报告或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资料和样品进行初审。
初审合格后，按规定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申请登记，并取得农药登记证。
农药登记证有效期届满需继续生产的，应当在有效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内向原登记单位申请续展登记。
第五条 生产企业分装已登记的农药产品的，应持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到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农药分装登记。
第六条 农药登记有效期内的农药产品，在改变剂型、含量（配比）或者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变更登记前，应向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农药检定机构申请田间药效试验。
第七条 农药生产企业为农药登记进行的田间药效试验和相当于田间试验性质的室内试验，应按规定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指定的单位承担。企业自行安排的试验结果，不得作为农药登记田间药效试验的依据。
第八条 省化学工业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负责受理农药生产的核准和申请农药生产许可证或生产批准文件的初审。
农药生产企业生产农药必须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
第九条 农药生产企业生产的农药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应经省有关部门指定的化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论证后，经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发，按有关规定进行备案。
第十条 农药生产企业应当按农药产品标准组织生产，完善管理制度，执行工艺操作规程，加强计量器具管理。产品出厂应经企业质检部门按标准进行全项分析，达到标准要求的，方可出据质量检验合格证。不合格产品不得出厂。
第十一条 农药产品的包装上必须贴有标签或附产品说明书。农药标签或说明书应载明下列内容：
（一）农药名称、通用名；
（二）农药的有效成份含量、净重量（净容量）和剂型；
（三）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生产批准文件号）和产品标准代号；
（四）农药类别和毒性标志；
（五）产品性能、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六）生产日期（批号）和产品质量保证期；
（七）企业名称、地址、电话、邮政编码。
农药分装的，还应当注明分装单位。
农药标签应清晰准确，与农药登记证内容相符并用中文说明。
第十二条 农药生产企业必须具备与生产农药产品相适应的分析化验仪器、设备和设施，并设立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应通过三级以上质检机构认证。
第十三条 经营植物性农药、性诱剂农药和生物农药的，可按规定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经营具有毒性农药的，按国家规定实行农药经营许可证制度，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发证，农药经营单位凭农药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除《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农药经营单位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农药。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经营农药的人员进行上岗培训。
第十五条 农药经营单位购进农药，应向生产企业（或批发单位）索取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或生产批准文件）和农药产品合格证的复印件，经货证核对无误方可进货。未提供以上三证复印件的，不得进货。
农药经营单位经营的农药品种，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病、虫、草、鼠害发生情况，组织推广安全、高效农药，并对本系统农药监督管理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安全使用的宣传指导工作，防止污染农产品和农药中毒事故的发生。
林业、粮食、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木、储粮和卫生用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指导。
第十八条 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
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产品标签内容使用农药，不得随意扩大使用范围。
第十九条 禁止生产、经营和使用下列农药：
（一）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撤销农药登记的；
（二）农药登记证有效期届满未办理续展登记的；
（三）以微肥冒充农药的；
（四）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内容不齐全或标签残缺不清的。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同级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广告媒体发布农药广告内容的审查。未经审查同意的，广告刊播单位不得发布。
第二十一条 农业、化工、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的农药管理执法人员按照各自的职责对辖区内的农药生产企业、经营单位和使用者的农药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按照规定抽取样品和索取有关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农药登记、农药标签和农药使用规定的，依据《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未经批准登记农药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给予处罚，并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剩余产品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检验和大田药效试验，确认有使用价值的，由企业更换标签，标明“处理品”字样
，并在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限期使用。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农药生产规定的，依据《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由省化学工业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登记证、农药登记证号，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的，依据《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分别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化学工业行政管理部门给予
处罚。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假农药、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化学工业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未经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布农药广告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农药监督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5月6日
　　一、基本案情

　　1997年，曹某经人介绍与张二认识并开始同居生活，为保留低保名额，而未办理结婚登记。张二原有北房4间，同居期间双方建造东房2间，另翻建院墙、门楼。2004年张二患病，病重期间欲立公证遗嘱，后法律工作者到达现场，由原八达岭法律服务所的武某、胡某见证。张二去世后房屋一直由曹某管理使用。2011年，曹某准备出售该房屋，被被告张某出面阻止，称二人并未领取结婚证，房屋应该由其兄妹继承。曹某认为，张二在病重期间已立遗嘱，表示由其继承房屋，且该房屋一直由其占有，其当然享有对房屋的处分权。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合法继承权。

　　被告张某辩称，张二系其二弟。张二病重期间，曹某并未予以照顾。2005年4月21日，原告之父曹连称张二请公证处的人立遗嘱，让其兄妹于4月23日前去签字。兄妹得知后均表示不同意，后曹连又称不立遗嘱了。张二生前并未立遗嘱，也未与曹某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故不同意曹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曹某提交一份由武某和胡某签名的证明材料，载明：2005年4月份，曹连到延庆八达岭法律事务所，称张二想办理一下去世后的财产继承问题。武某、胡某询问张二后，得知其欲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并为其起草协议书，生前由曹某扶养，死后由曹某领受全部遗产，并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全部债务。后因找不到证人而未办理协议。据此，原告认为该证明从侧面证明张二立了口头遗嘱，故其拥有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指定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或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在危急情况下，遗嘱人可以立口头遗嘱。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二生前是否立有遗嘱及对原告提交的有武某和胡某签名的证明材料如何认定。法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遗嘱均是要式法律行为，而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遗赠扶养协议，故原告与张二之间并不存在遗赠扶养关系。遗嘱继承人应是法定继承人，而原告与张二非夫妻关系，不能成为遗嘱继承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本院认为不能作为遗嘱或证明遗嘱的存在，也不符合口头遗嘱的要件，故驳回原告曹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二、分歧

　　该案争论的焦点在于张二生前是否立有遗嘱及原告曹某所提交证明材料的证明力应如何认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二在危急情况下立有口头遗嘱，武某、胡某两位见证人足以证明。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二并未立合法有效遗嘱，武某、胡某两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三、分析

　　1、遗嘱继承的要件构成

　　财产继承包括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遗嘱继承指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其效力优于法定继承，法定继承在被继承人未立遗嘱的情形下适用。对于遗嘱继承，我国《继承法》第5条具体规定为：“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由此，被继承人可以通过设立遗嘱将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而完成遗赠行为。该行为实际上只产生遗赠的效果，因法律的规定而发生遗嘱继承的效力。故遗嘱继承的形式包括：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其中，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优于遗嘱继承或遗赠。

　　有效遗嘱的设立，应当合乎相应的要件。其一，立遗嘱人应具有立遗嘱的能力。《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这就说明立遗嘱人设立遗嘱时应当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二，遗嘱内容应反映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遗嘱将会产生对公民财产进行处理的效果，故应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想法，其在受胁迫、欺骗时所立遗嘱及被篡改、伪造的遗嘱违背其真实意思，当然无效。其三，遗嘱处分的遗产只能是个人合法所有的财产。《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此规定充分说明遗嘱人在遗嘱中处分的遗产只限于个人财产，且为其合法所得，若其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该部分不生法律效力。其四，遗嘱应符合特定形式。遗嘱从是否要式上来看，可分为口头遗嘱、要式遗嘱、录音遗嘱，要式遗嘱又分为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若要式遗嘱经过公证，则其效力最优。遗嘱继承应当以要式为原则，以口头遗嘱为补充。自书遗嘱是由立遗嘱人自己亲自书写全部内容的遗嘱；代书遗嘱是立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由他人代为书写制作而成的遗嘱，该类遗嘱的遗嘱人不能亲自书写遗嘱内容，应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由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或捺印。录音遗嘱同样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人可以对自书遗嘱提出公证申请，由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遗嘱人可以立口头遗嘱，且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需要说明的是，见证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且与遗嘱相对人无利害关系。

　　具体到本案而言，曹某与张二非夫妻关系，也无血缘关系，故不存在法定继承或遗嘱关系。武某、胡某的证言中指出：“生前由曹某扶养，死后由曹某领受全部遗产，并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全部债务。”张二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乎遗嘱的上述前三项要件，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能体现出遗嘱人的遗赠扶养意思，但该案中并不存在书面的遗赠扶养协议。尽管张二是在病重的情况下要求立遗嘱，也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利害关系人武某、胡某见证，但武某、胡某见证的时间是2005年4月23日，张二的去世时间为2005年5月份，张二从见证至其去世有足够的时间去采用其他形式订立遗嘱，这段时间可足以认定危急情况解除，张二欲设立有效的遗嘱，必须改用书面或录音形式。故张二遗嘱的设立不符合上述有效遗嘱的第四个要件,不能认定其生前立有有效的口头遗嘱。

　　2、证明材料的证据力之认定

　　法院在采用诉讼证据时，首先应当考虑其是否符合证据“三性”。一是客观性，即诉讼证据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主观臆断。客观性是诉讼证据的本质特征，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二是关联性，即诉讼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应存在客观联系。客观存在的事实多种多样，但只有那些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的事实才能成为证据。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亦源自于其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三是合法性，即诉讼证据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证据的提供、收集和审查应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证据须经法定程序出示和查证。

　　证据“三性”中，证据的关联性是案件审理考察的重点所在。对证据进行认定时，需通过质证来观察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有无的证明程度的大小，即证据的证明力或证据力问题。证据对案件事实有无证明力、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紧密度。易言之，证据事实不仅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对案件的证明存在某种实际意义。通常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其证明力越强；联系越不紧密，则其证明力越弱。

　　继承案件中，合法遗嘱是证明力最强的证据，法院可依据遗嘱对案件进行认定，并作出判决。其中，危急情形下的口头遗嘱，可根据两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遗嘱人的相对人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的证言作出判定；其他情形下，则要求存在合法的要式遗嘱或录音遗嘱。否则，就应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处理遗产。本案中，见证人武某、胡某的书面证言，可以证实张二在见证时病重，情况较为危急，也确有立遗嘱的意愿。具体意思内容为：“生前由曹某扶养，死后由曹某领受全部遗产，并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全部债务。”其本身可体现出遗赠抚养的意向，但见证后张二的危机情形解除，其应将意思表示诉诸于书面或录音，只有这样才能认定遗嘱的效力，该案的口头遗嘱失效，二人的证言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口头遗嘱存在的证据使用。二人的书面证言是本案的孤证，且二人均未出庭，只能从侧面反映张二死前曾体现出的意向，然而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表明张二对其遗产处理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赠与，亦不能证明赠与的存在。该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当然也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