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的审理


原告徐甲婚前患有精神疾病，后治愈。2001年2月被告宋某与原告结婚，同年婚后生育一女，婚后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争吵。2004年1月原告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诉讼中原告在2月、3月曾两次患“癔症”而住院治疗，经鉴定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原告的父亲徐乙作为在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被告答辩同意离婚并要求原告支付每月1元钱的子女抚育费，以维护母女的感情。本院在原告的病情经治疗有所好转后开庭进行了审理，认为双方的感情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子女由被告抚养，原告对被告要求告支付每月1元钱的子女抚育费的请求表示同意，本院予以支持，并根据原告的精神健康状况和当地的生活水平、被告的承受能力给予原告精神帮助500元。
点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该通则第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该通则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亲属；（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条规定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第10条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本案中原告为患病期间的精神病患者，其民事行为能力受到了限制，她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参加诉讼，而原告的配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宋某与其有利害关系，因此，被告宋某不能做为他的法定代理人，由第二顺序的监护人原告的父或母作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代为行使权利。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条规定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诉讼中本院对原告的精神健康状况做了鉴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本案中，双方都认为夫妻感情已破裂同意离婚，本院应准予离婚。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本案中被告从维护母女的感情出发，要求原告仅支付一元的抚养费，原告表示同意，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也符合情理，同时原告的精神健康状况不佳，其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抚养子女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因此对双方达成的子女抚养协议予以确认。
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原告的精神健康状况不佳，其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会给以后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同时被告有更大的抚养子女的责任，因此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被告应适当给予原告经济帮助500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调解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法定代理人与对方达成协议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本案中双方虽然对是否解除婚姻和子女如何抚养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原告是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因此在原告法定代理人的要求下，法院可根据协议的内容制作了判决书。

宣州区人民法院周红兵


现代法治社会中，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任何诉讼都要围绕证据来展开。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是诉讼程序的开始，多数证据都由这个阶段产生，可以说是证据的生产阶段。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对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对职务犯罪侦查中侦查人员证据收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应该具备以下三种证据意识：
一、排除非法证据意识
新刑事诉讼法“证据”一章新增加的第54条、第55条、第56条、第57条、第58条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要求侦查人员要具备排除证据意识。非法证据，即违反法律规定收集或提取的证据，又可称为“瑕疵证据”。非法证据包括两种：（1）证据实体非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或不具备法定取证主体资格的人收集提取的证据；（2）取证程序非法的证据，即通过不符合或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如通过刑讯逼供，非法搜查、侦查陷阱等方式取得的证据，也就是“毒树之果”。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仅要求侦查人员不得违法收集实物证据，而且不能违法收集言词证据，坚决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排除非法证据意识，不仅要求侦查人员要依法取证，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理性办案、依法办案，文明办案，规范办案。
二、提高无罪证据意识
新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无罪证据，是相对于有罪证据而言的，指的是能够证明犯罪事实不存在，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要高度重视调查取证，不但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且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可在侦查实务中，侦查人员出于种种原因，往往注重了对有罪、罪重证据的收集，却忽视了对无罪、罪轻证据的收集。达到了惩罚犯罪的目的，却忽视了保障人权。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需要进行全面而慎重地权衡。侦查的功能在于全面收集有罪或无罪的证据，以说明案件的完整性，并因此得出起诉意见或不起诉意见。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一定要全面收集证据，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这也是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要求。
三、保障证据标准意识
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了案件的证明标准，即为“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用以确定案件事实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它要求每一证据都必须是已查证属实，并且案件事实的各个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明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排除，全案的证据形成一个闭合的锁链。由此得出的案件结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侦查人员在职务犯罪的证据收集上和运用上，必须坚持这一证明标准，确保案件质量，杜绝冤案错案，使案件得到依法，公正处理。

（作者单位：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