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８号）

《云南省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已由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

第一条 为加强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范围为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乡行政区域。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具体管理办法由昭通市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结合当地实际制定。

昭通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区总体规划和黑颈鹤越冬栖息规律以及湿地生态功能特点，把黑颈鹤夜宿地和主要觅食的大海子、跳墩河、勒力寨等湿地区域作为保护重点，标明区界，予以公告。

第三条 在保护区从事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坚持严格保护、规范管理、科学利用、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原则。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保护区都有保护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伤害黑颈鹤及其他野生动物等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六条 保护区以保护黑颈鹤及亚高山湿地资源为主，根据湿地生态系统特性与湿地鸟类生活习性，利用当地物种，发展湿地草场，恢复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环境，严格保护湿地，为黑颈鹤等野生动物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加大对保护区的扶持力度，建立保护投入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加大湿地保护力度，有计划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实施国土整治和地质灾害防治，防治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对保护区内耕地固定、草场改良、牲畜圈养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对农户在农村沼气、节柴改灶等农村替代能源建设方面给予倾斜；将森林、林地纳入国家或者省重点生态公益林，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保护区的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加强对保护区的监督管理，促进保护区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第八条 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将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黑颈鹤和湿地的保护与宣传，妥善处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加大对保护区的扶持力度，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对在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昭阳区人民政府在保护区设立管理机构，具体负责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二）根据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规划和专项规划，按照有关规定上报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和机构开展与黑颈鹤有关的科学研究，加强生态旅游管理，开展黑颈鹤保护和湿地研究的国际、国内合作项目；

（四）调查和监测黑颈鹤及亚高山湿地等自然资源变化情况并建立档案，开展黑颈鹤等鸟类疾病监测和栖息地环境监测活动；

（五）依法集中行使与黑颈鹤和湿地保护有关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具体方案由昭阳区人民政府拟定，报昭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六）昭阳区人民政府交办的与保护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管理机构应当对患病或者受伤的黑颈鹤等野生动物进行收养与救治，对死亡黑颈鹤的尸体进行妥善处置。

第十一条 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黑颈鹤的保护、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及生态补偿。

第十二条 管理机构应当调动当地村民保护黑颈鹤及其栖息地的积极性，可以与当地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签订共管协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保护区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优先聘用当地居民。

第十三条 大山包乡人民政府和保护区村民应当配合管理机构共同做好保护工作。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结合实际，制定村规民约，增强村民保护意识，鼓励村民参与保护工作。

第十四条 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展黑颈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应当接受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

第十五条 鼓励国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保护区的建设和科学研究，加强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

第十六条 在保护区内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实习活动，应当向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入。单位和个人开展活动的成果副本，应当提交保护区管理机构。

第十七条 保护区内应当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广农业标准化，科学施用化肥、农家肥和农药，防治面源污染。农村集镇应当建设生产、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推进沼气池、节能灶和以煤代柴、以电代柴等农村替代能源建设。

第十八条 在保护区内从事旅游、种植业和畜牧业或者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遵守保护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第十九条 在保护区内，可以按照批准的生态旅游规划，在确保保护对象不受侵害的前提下，依法开展观鸟、休闲等生态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活动应当严格限定人员活动的场所、路线、时间和最大日流量。

第二十条 保护区内新建的电力、通信等设施，应当符合保护区总体规划，不能对黑颈鹤产生危害；黑颈鹤夜宿地和主要觅食地内已建成的电力、通信等设施对黑颈鹤产生危害的，管理机构应当与电力、通信等部门协商，按照保护区总体规划进行改造。

第二十一条 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污染治理设施应当经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二十二条 黑颈鹤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周围农作物造成损害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并加大补助力度。

第二十三条 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法猎捕黑颈鹤及其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动植物标本；

（二）毒鱼、电鱼、炸鱼及未经批准的钓鱼、捕鱼；

（三）投放有毒的食物；

（四）销售、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五）砍伐、开垦、烧荒、挖草皮、采挖湿地泥炭（海垡）；

（六）破坏保护区保护设施，擅自移动保护区界标；

（七）排放未经处理或者处理不达标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随意倾倒垃圾；

（八）影响野生动物正常生存及破坏自然环境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四条 黑颈鹤夜宿地和主要觅食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任何人擅自进入；

（二）建设危害黑颈鹤安全、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和生活设施；

（三）放牧；

（四）游船、游泳和其他水上活动。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由管理机构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得，并依法给予处罚；

（二）违反第二、三、四项规定的，由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对单位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五项规定的，由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３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六项规定的，由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１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第七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管理机构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１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并根据情节轻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三、四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３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阻碍保护区管理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侮辱、殴打执法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保护区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走出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欧锦雄


内容摘要 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均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提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关键词：刑事司法实践、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一元化、刑法典、司法解释


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位的应用理论，是关系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重大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中，人们需要经常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当前，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通说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然而，张明楷教授对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一统中国大陆刑法领域的状况进行了批评，他倡导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让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对此，笔者持有异议。笔者认为，在学术层面上倡导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让犯罪构成理论的运用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可能给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带来重大的危害。在笔者看来，犯罪构成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多元化将破坏民主法治和导致定罪混乱，使刑法的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功能得不到实现。
一、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
当前，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犯罪构成理论主要有三种：（1）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2）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犯罪成立三阶层论，（3）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即“行为一行为人”二元理论）也具有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学者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随着大量外国刑法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以及大量在外国留学的刑法学者学成归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一些刑法学者对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主张和方案。有人提出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推倒重来”并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而代之，有人主张引进英美犯罪构成双层论理论，有人推崇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还有许多人创建了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周光权教授提出了“周氏三阶层论”，曲新久教授等诸多专家学者也构建了各自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一些学者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在为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辩护。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张明楷教授于2010年在《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发表了《构建犯罪论体系的方法论》一文。张明楷教授在文中主张，我国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一理论主张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关注，并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张明楷教授认为，在现代国家,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试图改变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局面的观点与做法,并不存在过错。学术自由的结局,必然导致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的局面不复存在。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令人欣慰的现象。我们没有必要动辄要求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共识,动辄期待学者形成一致意见,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在这里，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上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张明楷教授也推崇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认为，“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在就同一问题出现了各种观点的场合,司法工作人员为了使自己办理的案件获得公平正义的结论,会权衡各种观点的利弊,从而对不同观点做出取舍。各位刑法学者的观点,如同超市里的商品,司法工作人员需要什么就取什么(而且是免费的)。‘在某些场合,以不同的体系看问题,还能够明确事物的不同侧面。’所以,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刑事司法。”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1）在学术研究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2）在司法实践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上进行激烈的争论，这有助于深化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为建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提供诸多可供参考的理论知识。因此，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百花齐花，百家争鸣”（即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所提倡的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可直接在刑事司法实践予以运用呢？法官、检察官、律师可否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诉讼各个环节运用各种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来论述自己的定罪主张，甚至确定定罪与否呢？换言之，我国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否具有妥当性？
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标新立异是法学研究的必然结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犯罪构成理论一旦进入刑事司法实践领域，其运用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重大事情了，因为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践上的运用会影响到对行为的定罪与否，会影响到对人的生死予夺，会影响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鼓励、推动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导致诸多实践迷思。
迷思之一是，每一个犯罪构成理论与我国刑法典均相匹配吗？均具有科学性吗？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典为根据来阐释犯罪成立与否的理论，因此，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与本国刑法典相匹配，且应具有逻辑性和易操作性。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全盘引进的国外犯罪构成理论以及自主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至少有数十种之多，每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与我国刑法典相匹配，均具有科学性？谁才有权鉴定哪一犯罪构成理论的对与错？好与坏？
迷思之二是，在我国刑法学者主张的数以十计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因适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这时，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准？例如，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存在着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如无期待可能性），依这一理论，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且社会危害性较大也可以超法规事由对行为人出罪、免责，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在出罪上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且在社会危害性严重时，若法律无免罪免责的特别规定，行为是不能出罪、不能免责的。在这一情况下，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标准来考虑定罪与否呢？
迷思之三是，在法庭审理中，每一诉讼主体运用截然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会引起思维的混乱？在法庭审理中若鼓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检察官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指控，律师以英美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辩护，被害人的代理人以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控诉，而法官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或四阶层论判决。在一个法庭审理中出现如此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各诉讼主体在各种概念和各种理论转换中其思维难道均能清晰地泰然处之？
迷思之四是，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在办理不同案件时可否根据自身诉讼目的的需要分别选择有利于己方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由于有些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会得出不同结论，因此，法官在同一类基本一致的案件中，可否在这个案件中适用这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则采用另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且结论也可不相同？若此，司法权威是否仍存在？
迷思之五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是否均有能力娴熟地掌握这数量繁多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理论，各法律职业者均应娴熟掌握这种理论才能在控辩审过程中实现民主的法治对话，最终实现刑事审判的正义。然而，面对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复杂局面，每一个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否均具有超凡的智力和精力去娴熟地掌握这五花八门的犯罪构成理论呢？
迷思之六是，面对犯罪构成多元化的迷局，被告人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辩护，广大民众则无法进行民主监督，这是否会破坏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现代民主法治要求，被告人应有自我辩护的权利，让自己知道为何被定罪，现代民主法治还要求审判公开，让广大民众监督法庭审判是否正义。因智力以及专业所限，绝大多数被告人以及广大民众绝不可能掌握这数不胜数的犯罪构成理论。鼓吹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无异于剥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利，无异于剥夺广大民众监督的权利。这是否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
三、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多重危害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刑法典匹配性的不同以及其他特殊原因，致使一些犯罪构成理论在定罪上出现冲突（主要是定罪与不定罪的冲突）。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推崇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将会导致定罪的困惑。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在诉讼过程中对各诉讼主体产生负面影响，会使刑事诉讼受到重大冲击，其办案质量将大受影响。可以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违背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现代民主法治强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具有充分的辩护权利，其中包括自我辩护的权利，此外，被告人还应具有知悉自己的行为为何被定罪的权利。在现代民主法治里，广大民众有参与法治过程的权利，刑事审判公开原则的确立是民主法治的重要方面，广大民众在公开的刑事审判中可以监督其诉讼程序和实体判决结果是否合法，是否正义。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使法庭调查、辩论、判决等环节出现多种多样的概念、多种多样的理论、多种多样的分析论述方法。在概念理论的混乱迷局中，被告人无法实现自我辩护权和被定罪的知情权，广大民众也无法实现民主监督权，从而破坏了现代民主法治的诉讼制度。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导致定罪混乱，从而可能破坏法治的统一。由于在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可能得出不同定罪结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基本相同的同一种案件，这个法官依这种犯罪构成理论认定有罪，那个法这官依那种犯罪构成理论不予定罪，定罪的混乱必将破坏司法统一性，从而削弱了司法的权威。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混淆视听，使控辩的针对性不强，最终导致审判质量不高。在法庭上一旦出现犯罪构成理论运用多元化的局面，势必引起多种多样的概念、理论的对撞，同词异义或同义异词的现象将时常出现，因理解的不同，必将出现诸多无谓的辩论。由于各诉讼主体未必均掌握各种犯罪构成的理论的内容，对于对方所言何物也未必清楚，甚至可能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荒唐辩论，若此，诉讼质量将大打折扣。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破坏司法权威，导致累讼的出现，同时，会影响罪犯的改造质量。由于不同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由于被告人及其亲属在诉讼各环节各主体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的混乱局面下无法懂得被定罪的道理，因此，即使判决公正，也会上诉以及申诉。在判决生效后，罪犯在劳动改造中也不会服判，从而影响改造质量。
四、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破解
张明楷教授之所以会提出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上也应多元化的错误主张，是因为他忽视了对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的深入思考。为了更好地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首先应明确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
　　犯罪构成理论是指认定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它是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体系。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和刑事执行等环节，犯罪构成理论为各有关机关及其相关人员所运用，被告人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为自己辩护，民众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评价、监督审判的公正性。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总目的是，确保对有罪的人准确地依法定罪以及确保无罪的人不被定罪，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具体而言，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具体目的有三：
1．为司法人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提供一个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工具，以保证对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准确定罪，让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到冤枉的判决。
2．为被告人提供一个辩护自己无罪或构成轻罪或真正认知自己已构成犯罪的辩护理论工具，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或认罪服法。
3．为广大民众监督审判是否具有公正性提供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
从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可知，在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并非多多益善，相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严重的危害。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即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各诉讼主体均只能运用同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辩论或确定定罪问题。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实现前述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和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最佳选择。当然，我们所选定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必须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的、具有简单、易操作特性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可以克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种种弊端，它可以让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让广大民众实现刑事审判的民主监督权，这符合现化民主法治精神。它可以避免因运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出现定罪的混乱，实现司法的统一性，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它可以使法庭上各诉讼主体运用同样的法言法语，提高控辩效果和审判质量。它还可以克服犯罪构成多元化所带来的累讼及罪犯改造质量问题。
目前，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引进的或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多种多样。既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就必须选择一个最佳的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司法实践中唯一选择的理论。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理论是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理论，因此，这一最佳犯罪构成理论应具备以下条件：（1）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已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囊括其中；（2）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根据定罪的思维和按一定逻辑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体系；（3）这一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它是一种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它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4）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要件组成。从总体上看，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基本符合上述条件，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欠缺，尚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继承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则是在十九世纪初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的构成要件理论基础上发展的。自我国1979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后至今，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我国以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为核心而形成的中国刑法学已成为中国刑法教义学。三十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具有较强操作性，且具有较强科学性，并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所提倡的一元化犯罪构成理论依然应是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当然，对于这一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应适度改造，以便使其更具科学性。笔者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综合社会危害性未达到犯罪程度而不入罪的情形还不能较科学地以这一理论予以解释。例如，甲盗窃其母亲5000元，并挥霍了。这种亲属间的盗窃在实践中一般不定罪。但其行为已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这如何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解释？（2）对于具备免罪事由而不能宣告该行为为犯罪行为的情形，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也不能较好地解释。例如：我国刑法第241条第6款就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免罪事由，它是这样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当收买人的行为符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如果因具备上述免罪事由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意味着行为人被免予有罪宣告和免去刑罚。对于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前述缺陷，可以通过适度改造后予以完善。
五、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刚性路径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危害是巨大的，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刑事司法实践的理性选择。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属于理论范畴，它对人们无法律约束力，从理论上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已的爱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任何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来阐释法律或定罪。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采取一定的方法让刑事司法实践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之路。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必需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规定的，而所谓刑法规定包括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特殊构成要件，刑法总则规定的是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共同条件。只有把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综合起来，才能准确地把握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例如，《刑法》分则第234条对故意伤害罪是这样规定的：“故意伤害的，处……。”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1、刑法分则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包括下列要素：（1）伤害行为；（2）主观上是故意的，（3）侵犯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他人健康权。2、刑法总则规定了普遍适用的要件：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这些要件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建立的，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两部分组合而成，而刑法又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所以，导致犯罪构成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言之，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即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认定规则体系）。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概念明确化，犯罪构成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当然也应明确化。只有这样，司法人员、被告人和广大民众才可清晰地理解和预知犯罪的界限及定罪规矩。因此，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之和以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这是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里，犯罪客体中所体现的“法益”要素、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危害行为”等要素、犯罪主体中的“故意”或“过失”要素、犯罪主体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等要素，以及“社会危害性”（法益受侵害性）等要素是犯罪成立的必备要素，它们均可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素在立法中予以规定，同时，对于免罪事由在犯罪认定规则体系体系中的位置也可在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一旦犯罪构成立法化，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适度改造后即可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元化理论。
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可以减少犯罪构成理论的纷争，并为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立法的简约性，前述立法还不足以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全面实现。在刑事司法实践领域，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巨大的作用，它甚至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因此，为了最终实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让最具科学性的犯罪构成理论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唯一选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目前全国司法统一考试是普选法律职业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此，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已成为全国法律实务教育的指挥棒。为了保证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现，全国司法统一考试的考试大纲及必需的参考书应明确确定居于通说地位的、经适度完善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权威地位。
六、结论
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推广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必然导致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局面，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局面的形成说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学术上的发展和繁荣。可见，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合理的。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中推广则是一个凝重的严肃问题，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质的理论，它关系至对人的生死予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倘若在诉讼各个环节里任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任由司法官们自行其是，那么，刑事司法实践将出现难以预料的混乱迷局，并影响刑法适用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这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和社会保障功能。由此观之，刑事司法实践局面上，张明楷教授所倡导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观点是不妥当的。我国应杜绝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混乱局面，理性地营造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实践格局。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是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理论，数十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这一理论简单易学，操作性强，并具有较高科学性，它是一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适合刑事司法实践要求的犯罪构成理论。今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仍应坚持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作为主导理论，并通过适度的科学改造，让其发挥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