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在诉讼期间或行为相对人享有诉权期间，行政机关不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见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该条规定，无可争议。行政处罚决定作为对行为相对人的一种单独的制裁手段，其执行方式有二种：1、当事人自动履行；2、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二种方式中，行政机关何时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时间上有无制约？因行为相对人接到行政处罚后，享有诉权，那么，在诉讼期间或行为相对人享有诉权期间，行政机关是否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对此，有二种不同的观点，实践中也操作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只要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有：《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在行政复议期间、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处罚在诉讼期间及当事人享有诉权期间，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不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一、有司法解释作直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可见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未满则不能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同时《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以上二条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在诉讼期间及当事人享有诉权期间，行政机关不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解释》第八十八条和行政法律法规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如果单从表面上或文字上比较，《解释》第八十八条似与行政法规有矛盾，其实不然。《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根据该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条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起诉亦不履行，行政机关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中“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不履行”这些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此规定明确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起诉期限，即行为相对人享有三个月的提起诉讼的时间，在这三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未满之时，行政机关不得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若行为相对人在行政处罚规定的法定期限内仅仅是不履行，但对是否起诉未表态，则行政机关在行为相对人的法定起诉期（三个月）届满以前同样不能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因为当事人的“不提起诉讼”当时是处于不确定状态。反之，则有悖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的规定。因此，《解释》第八十八条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是吻合的、一致的，同时也是对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行政法律法规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三、对《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及《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的理解，以及《解释》第八十八条与这二个条款之间的关系认定。《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均规定了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复议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这二个规定应理解为是法律对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中的效力包括执行力的一种先定确认，即在具体行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后、在未被确认为违法或被撤销之前，应视为合法并具备执行力，即使该具体行政行为被申请复议或被起诉，也不影响其在行政程序中的执行效力。但是，如果将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变为司法执行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则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规定的全部条件。可见上述各项规定是从不同程序、不同条件、不同性质下对具体行政行为执行问题所作的规定，相互间不存在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是对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是错误的。
值得一提的是，《解释》第九十四条作了先予执行的规定。先予执行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若不及时执行可能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时，行政机关或权利人就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被诉具体行为。先予执行的条件是必须进入了诉讼程序，它是法院在诉讼中的执行，与本文所提到的非诉强制执行是两回事了。



文章作者：胡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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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副作用的一次反噬

刘建昆


　　近来，一些媒体包括《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热议“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议”的合法性问题。其实，这个“联席会议”存在，正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副作用的一次“反噬”。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前，我国的城市公物（含但是不限于公共设施）管理权立法和公物警察权立法是由中央国家机关主导的。具有代表性的是1990年《城市规划法》，国务院1992年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1996年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客观的说，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窄”（保护不全面）“粗”（过于原则）“滥”（执法主体多）“软”（执行不力）等。

　　地方城市政府作为城市公物实际拥有者和管理者，对中央主导的城市公物立法进程是不满意的。表面上看；不满“七八个大盖帽管一个小草帽”，是“人民群众”的呼声——然而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几曾见过我国的群众有这么大的话语权，可以将不满的影响扩大到立法机关呢？在我看来，这还不如说是作为城市公物的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借机表达自己的意见：各种城市公物监管的压力如此之大，而“七八个大盖帽”居然管不了一个小草帽！

　　“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粗暴打断了中央主导的城市公物管理权和公物警察权立法实践。从此，以“试点”以及“推广”的名义，公物警察权立法的主导者转移为各地方政府，各级各地纷纷出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而且依然是立法与执行之间的矛盾：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决定了，地方在立法中仍然难以科学有效的设定关于城市公物管理权和公物警察权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作为实际投资者和公物拥有者，只要资金投入得力，公物的规划建设与废止、公物的维修维护，甚至包括涉及公物的国家赔偿问题等方面，是完全有能力做好的。然而依照《公物法》的理论，对于公物管理权方面，公物利用上很可能需要设定行政许可（一般利用，许可利用等）；在公物警察权方面，则可能需要设定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这些内容的立法，目前立法制度下地方法规是很难完成的，反而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机构问题”“体制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国办发[2008]74号文件，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将城市管理的具体职责交给城市人民政府，并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市政公用事业、绿化、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城市客运、市政设施、园林、市容、环卫和建设档案等方面的管理体制。”这是否意味着中央政府不但放弃了地方城市公物（公共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实际管理权，而且放弃了在国家建立统一的城市公物法律制度的努力？如果是，则需要对地方法规设定前述内容予以明确法律授权，以便地方立法和执行——这样做的风险当然也是很大的。

　　地方立法既然无力彻底解决城市公物制度立法和执法需求的矛盾，就不得不谋求其他途径。“联席会议”的建立本身，恰恰反映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一困境；而前一阶段，“联席会议”先是高调介入《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问题，而后推出“大城管”征求意见等活动，至少是一种谋求解决问题的姿态。“联席会议”的组织形式很可能要失败的，但是这次“反噬”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失去《公物法》的科学理论和中央立法的支撑，公物警察权“相对集中”是不是还能继续往前走；如果能，还能走多远？

二○○九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