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主体性理念探析——以民事司法制度为中心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当代一个潮流，主体性体现在司法中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它经历了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国现今的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人的主体性方面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故而应当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主体性；司法主体性；民事司法
尊重人权已成为现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已写入我国宪法。尊重人权要求我们肯定公民的司法主体性，始终关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正义的需求，充分发挥民权对于推动改革、完善司法的作用。本文拟对司法主体性作一探讨，企望能对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有所助益。
一、主体性基本内涵分析
对于主体性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看来，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人作为人类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其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人的主体性通过一种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包括实践活动、意识活动）来实现，并且随着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人作为主体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改造关系，第二层是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第三层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层次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劳动创造和交往活动之中。[1] 与之对应，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中，自主性在主客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即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来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能动性则表明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其所有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表现为主体的目的；创造性则意味着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而存在，体现了人类的自我超越。[2]
自人类社会文明的早期开始，人的主体性问题就一直颇受学者们所关注。在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史上，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肯定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完全是自明的：我虽然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作为怀疑活动主体的“自我”的存在是确实可靠的。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结论或公式，[3] 将“我”作为理性的主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从而对主体性理念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至于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初步建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自律的哲学家。他在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从理性出发解释自由，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他认为人作为主体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首先，在认识论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康德强调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高扬了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其次，在道德领域，康德提出了“人为自身立法”的命题，并且他还认为，道德主体是人之主体性的最高峰，人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 由此，康德将人奉为整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对此，他曾言道：“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世界的存在就是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4]
进入现代以后，思想家们继续宣扬着主体性理念。其中，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方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予国家以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5] 由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科层化的扩张和发达，个人往往有如被压抑与操纵之机器。因此，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倡扬个人自主，强烈地抨击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现象，主体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强调和吁求。
面对纷繁的主体性学说，笔者认为，欲把握主体性的内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关于主体性的理论有两种，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如果仅仅强调前者，主体性就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成为一种无现实性可言的东西，因为人类的主体性必须要由个体来承担、落实和实现。因此，我们研究主体性问题应将其置重于个体主体性。其次，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客体世界的变化上，还表现在主体自身的发展上。人类自身的改善，既有精神的方面，也有肉体的方面，是灵与肉、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的改善。[6] 最后，要强调人的社会本质，注重主体的实践性，要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实践和生活放在对理论来说具有根源意义的地位。[7]由此，对主体性可以作下列几点概括：第一，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主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权利。自主性源于人的意志自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万物之灵长，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因此，在对待意义上，任何将人视为他者作用之对象，或者任由他者摆布之对象的观念和行为都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第二，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觉性。自觉性是自主性扬弃的结果，同时又是主体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和展开形式。自觉性主要表现为主体能力。人作为主体进行任何活动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正是有了明确的目的，人们的行动才不会盲目，才是自觉的行动。自觉性还要求人们相信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人无从替代，也无需替代。第三，人之主体性体现为选择性。这是自觉性得到扬弃之后的结果。选择性体现了主体的自由判断，以及自由判断的能力与性质，展现了主体更充分的自由。对于主体的这种选择的愿望与自由，从理念上予以认可并使之正当化，这便是强调包含在主体性当中的选择性的现实意义。[8] 第四，人之主体性还归结为责任。个人自主自觉地进行选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个人可以享受由此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第五，实践性是人之主体性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诉诸物质的批判力量。主体性最终要落实为实践性，而实践是一种能动地改造外部对象的活动，正是通过实践，主体才达到了其目的，实现了其价值。
二、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
人之主体性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经历了一个由理念存在到实然享有，由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由少数人权主体到多数人权主体，由主体性不充分到主体性充分，由适用的领域有限到广阔这样一个历史过程。[9] 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机制的强大推动下，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社会，主体性理念已落脚成为许多国家的司法指导理念。
（一）法权主体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当法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时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构建并保护以社会主体的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关系既包括体现了权力职责与作用的权利——权力关系，也包括体现了私权利之间相互交换或协调关系的权利——权利关系。[10] 这种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享有并支配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支配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从而接受和服从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干预，或者是与其他的社会个体进行一种私权利的交换。无论哪一种情形，社会个体（包括集合体）在法律关系当中都是以法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的。由此，一方面，在其产生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国家权力就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产生目的绝非是将其作用对象当成客体来对待，而是最终服务于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至此，人便由哲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过渡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法权主体。
作为国家权力分支之一的司法权，自然也应当体现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服务于人。近代以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主体性理念的意义与内容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表达与实践。在司法领域，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传统英美法程序中的对抗式诉讼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理论。近代民事诉讼法奠基之作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以及以其为样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11]
（二）程序主体
主体性理念真正作为司法实践和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并大力推广，则发生于当代。如自上个世纪70年代发韧并持续至今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使诉讼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义”运动，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理念。学者们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将当事人作为审判客体对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审判是否正当的依据不仅在于判决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且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证当事人参与的观点。诚如王亚新先生所指出的，司法审判在许多方面的特点都可以视为在制度上对判决的可变性加以严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意义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诉讼审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当事人对抗结构。[12] 笔者亦认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与主体性理念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结构与技术规则的总和。
程序保障，可以理解为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主体性和自律性。它直接反映了正当程序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并具体体现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之中，以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主导原则）、证明责任原则等法理为其内容。这种当事人主义的程序结构意味着把更多的诉讼主导权作为权利赋予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权力留给法官。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当事人却是形成判决的主体：在诉讼开始时，当事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请求，该请求划定了判决的范围；接着，当事人双方必须就存在争执的事项进行协议以确定争点，争点一旦确定亦对法官具有约束力；之后，当事人又围绕着争点收集和提出证据，并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尽管法官主持着程序的进行，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13] 这样，当事人的实体性诉求在进入程序之后，便在诉讼这一“法的空间”里置换成了程序上的需求，当事人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转变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体。程序之设定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是当事人作用的客体。于是，当事人通过程序这一制度在约束自身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真正的、最大的自由。同时，由于整个诉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展开的，按照自我选择即自我负责的法理，当事人必须对法官的判决表示认可与服从。于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当然，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性相比，其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性更具现实意义。
三、司法主体性理念与我国民事司法制度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司法制度的检讨——一个主体性的视角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建设，我国的民事司法体制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虽说“尊重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但总体而言仍未能明确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的主体性仍尊重不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说来，目前我国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
1、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不充分也不平等
欲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当然需要科学、细密的程序设计，但其发生效用的前提则是公民能够诉诸法院。事实上，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权利侵害之所以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救济，往往是因为受害人无法诉诸司法。有学者将使用司法的权利概括为诉讼权，并认为它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但在目前，我国法院的受案范围仍较为有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正义的要求；诉讼费用高昂，阻碍了公民利用法院；多数人诉讼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尚属阙如，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需求[14] ；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面却十分有限，仍有许多公民因为经济原因而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尚没有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便是诉讼程序也没有实行多轨制，公民的选择余地不大；此外，律师行业逐利倾向严重，导致许多同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然而标的额较低的案件得不到律师代理，致使其维权不力，等等。
2、诉讼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诉讼程序和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衔接不够，未能共同筑起一道纠纷解决的“城墙”；在诉讼程序内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区分不甚明了、二者的衔接度也较差，至于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则未能明确区分；一些程序，如人事诉讼程序等仍付阙如；起诉条件过于严格，要作实体审查，常常导致公民不能有效地行使诉权；法院立案审查随意性过大，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被拒之门外；诉讼程序欠缺经济性，过于追求程序的严密性、完整性，而未能针对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加重了财政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诉讼的公开性、透明性不够，通常只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公开，即公开开庭审理，但对法官心证的公开、判决理由的详细阐述等仍旧重视不够；法官经常过于消极，假当事人主义之名而行偷懒之实；此外，还有一些程序职权色彩浓厚，如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可以提起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可以主动移送执行等。[15]
3、国民参与司法不够
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于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的，人民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就国民参与司法而言（司法民主化），我国还做得很不够，揆诸现实，笔者将其概括如下：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基本上是由有权机关进行，广大公民参与很少；法官的选任名义上是由民意机关——人大进行，但我国的现行政治构架决定了其实际上是操诸于各级党政机关，普通民众基本上无权参与；陪审制①等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长期以来被空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民众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广大公民的监督权、申诉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除非借助于有权国家机关，此外，代表市民社会的新闻媒体也还多为官方控制，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仍很有限；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布面较窄，公众无从及时获得相关信息，自然也无法对之进行评论和监督，等等。
(二)理念建构
以上我们列举了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要解决问题，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首要的，因此我们应从改革司法制度赖以建构的理念入手。在司法观念的变革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司法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体性理念在司法制度中的实践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所谓司法主体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论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16] 从司法主体性理念出发，就应当树立法官的服务意识，保障公民和当事人对其的决定、支配和主导地位，维护他们的自主性，使司法民主化、便利化，使公民可对其寄予厚望。具体言之，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1)由公民来决定司法制度的构建。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民主要求，主权在民，司法权的运作亦应由公民决定和进行。 第二，由公民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进程。（2）司法体制的设置及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当以“便民原则”为指导，要便利公民利用司法制度。（3）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当事人为诉讼主体，当事人应当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
（三）制度建构
前文笔者提出并分析论证了司法主体性理念，但我们不能只重视大道理，忽视“小”制度，夸大所谓社会性质的作用。其实，制度建设也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制度发育程度的差异往往是操作制度的人们的知识差异的反映，[17] 由此可见制度赖以建基的知识、理论的重要性。以下笔者按照上文所提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来探讨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办法。
1、增加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
为确实保障公民接近法院的权利，应当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以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而不是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来受理与否；放宽起诉条件，取消立案制度而行登记办法；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确立多元化的裁判组织和机制；要对诉讼费用进行改革，可以考虑改进诉讼标的额的计算方法，实行低额的起诉手续费，可考虑借鉴德国的“诉额确定制度”， ① 以便利公民提起诉讼；加重滥用诉权者的诉讼费用责任和诉讼风险负担以补偿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应当透明化、合理化，要加强律师对客户的报酬说明义务，并大力推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此外，还要扩充民事法律援助，在援助案件及援助对象的范围、利用者负担的合理方法、理想的运作主体等问题上，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2、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设计
在程序的设置上，应更多地从公民的立场思考程序的功能，按照多元、可选择的价值取向设计出满足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多元程序；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应当明确易晓，以尽益避免由于司法专业性和封闭性所导致的“司法的剧场化”[18] 而使司法距离社会大众愈来愈远，甚至成为公民之对立物的弊端；法院和法官的行为要具有经济性、便民性、亲和性，如可以考虑设置司法咨询对话、信息提供窗口，实行夜间、休假日服务，进一步推进现代通讯技术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法官必须做到中立无偏，并履行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告知、阐明等诉讼义务，并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都应当对当事人以礼相待，并尽力保障他们能方便地行使诉讼权利；改变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做法，由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提供证据资料，双方平等对抗，主导诉讼进程，要赋予当事人决定各项事务的处分权，以及最终形成裁判结论的辩论权。
3、国民参与司法
在国民参与司法方面，要吸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可以设立由专家、学者和普通公民组成的司法咨询委员会；法官的选任应当听取民众的声音，如可考虑采行法官民选制、法官遴任之国民审查制或法官人事咨询制等，[19] 以避免法官队伍的官僚化；改革、完善、落实陪审制等公民直接参与司法的制度，增强司法的民主化；加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范围和力度，以利于公民对其进行监督；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要加强民众监督的范围、力度和法律效力，加强新闻媒体等“社会独立之眼”[20] 对司法的民意监测；还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以促进国民对司法的参与。
不愿改革的民族缺乏精神，无法改革的民族缺少活力，为改革而改革的民族缺少智慧。改革已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然而，“改革”二字并非只是一种标签，可以随意贴，只有那些与时代的主旋律相拍，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福祉的变革才叫改革。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列入人大立法的议事日程，学界也正在为此进行研究和讨论。一部法律的修改有三个层次，即理念、原则和制度，而其中最为重要者当数理念的建构。笔者以为，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设计以及具体路径的选择上，必须以主体性理念作为指导，广泛地吸收普通公民参加，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可以说，民事司法不断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提高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张登巧,赵润林.交往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体性哲学[J].社会科学,2001(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6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53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3月2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224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5月18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



二○○八年四月十六日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高，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之外购买、出售资产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达到规定的比例，导致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交易行为（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上市公司按照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证券文件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对外投资的行为，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重大资产重组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必须及时、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信息，保证所披露或者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五条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重大资产重组活动中，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资产的安全，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为重大资产重组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遵循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严格履行职责，不得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应当对其所制作、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所知悉的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在依法披露前负有保密义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重大资产重组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违法活动。

第八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进行监管。

第九条 中国证监会在发行审核委员会中设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以投票方式对提交其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


第二章 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和标准


第十条 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三）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五）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七）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十一条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50%以上；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且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购买、出售资产未达到前款规定标准，但中国证监会发现存在可能损害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的，可以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责令上市公司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充披露相关信息、暂停交易并报送申请文件。

第十二条 计算前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净资产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为准。

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上市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二）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的账面值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的，不适用前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三）上市公司同时购买、出售资产的，应当分别计算购买、出售资产的相关比例，并以二者中比例较高者为准。

（四）上市公司在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但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第十三条 本办法第二条所称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包括：

（一）与他人新设企业、对已设立的企业增资或者减资；

（二）受托经营、租赁其他企业资产或者将经营性资产委托他人经营、租赁；

（三）接受附义务的资产赠与或者对外捐赠资产；

（四）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资产交易实质上构成购买、出售资产，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计算的相关比例达到50％以上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并报送申请文件。


第三章 重大资产重组的程序


第十四条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进行初步磋商时，应当立即采取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制定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聘请证券服务机构的，应当立即与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签署保密协议。

上市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相关信息已在媒体上传播或者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的，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计划、方案或者相关事项的现状以及相关进展情况和风险因素等予以公告，并按照有关信息披露规则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第十五条 上市公司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以及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就重大资产重组出具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审慎核查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并依据核查确认的相关事实发表明确意见。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就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资产交易定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的，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意见中采用其他证券服务机构或者人员的专业意见的，仍然应当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其采用的专业意见的内容，并对利用其他证券服务机构或者人员的专业意见所形成的结论负责。

第十六条 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与证券服务机构签订聘用合同后，非因正当事由不得更换证券服务机构。确有正当事由需要更换证券服务机构的，应当在申请材料中披露更换的具体原因以及证券服务机构的陈述意见。

第十七条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应当提供拟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报告。上市公司拟进行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还应当提供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报告。盈利预测报告应当经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

上市公司确有充分理由无法提供上述盈利预测报告的，应当说明原因，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或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下同）中作出特别风险提示，并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就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

第十八条 重大资产重组中相关资产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资产评估机构原则上应当采取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第十九条 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应当由董事会依法作出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就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作出明确判断，并作为董事会决议事项予以披露。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就重大资产重组发表独立意见。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可以另行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影响发表意见。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独立董事调阅相关材料，并通过安排实地调查、组织证券服务机构汇报等方式，为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便利。

第二十条 上市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决议后的次一工作日至少披露下列文件，同时抄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

（一）董事会决议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本次重组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以及重组涉及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至迟应当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时公告。

本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规定的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另行规定。

上市公司应当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公告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的意见和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并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网站全文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报告或者意见。

第二十一条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就重大资产重组作出的决议，至少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二）交易价格或者价格区间；

（三）定价方式或者定价依据；

（四）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五）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六）决议的有效期；

（七）对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具体授权；

（八）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第二十二条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与本公司股东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大会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交易对方已经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就受让上市公司股权或者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达成协议或者默契，可能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应当回避表决。

上市公司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或者其他合法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第二十三条 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决议后的次一工作日公告该决议，并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编制申请文件，委托独立财务顾问在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同时抄报派出机构。

第二十四条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出具承诺，保证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二十五条 中国证监会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对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予以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在审核期间提出反馈意见要求上市公司作出书面解释、说明的，上市公司应当自收到反馈意见之日起30日内提供书面回复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应当配合上市公司提供书面回复意见。逾期未提供的，上市公司应当在到期日的次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未能及时提供回复意见的具体原因等予以公告。

第二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报送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同时作出公告。

在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或者撤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的，应当说明原因，予以公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十七条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

（一）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总额和购买资产的总额占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均达到70%以上；

（二）上市公司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同时购买其他资产；

（三）中国证监会在审核中认为需要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的其他情形。

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前款规定情形，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将本次重组方案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

（一）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为符合本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完整经营实体且业绩需要模拟计算的；

（二）上市公司对中国证监会有关职能部门提出的反馈意见表示异议的。

第二十八条 上市公司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召开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其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的通知后，应当立即予以公告，并申请办理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期间直至其表决结果披露前的停牌事宜。

上市公司在收到并购重组委关于其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的表决结果后，应当在次一工作日公告表决结果并申请复牌。公告应当说明，公司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后将再行公告。

第二十九条 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就其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的予以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后，应当在次一工作日予以公告。

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上市公司应当在公告核准决定的同时，按照相关信息披露准则的规定补充披露相关文件。

第三十条 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实施重组方案，并于实施完毕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编制实施情况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并予以公告。

上市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对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发表明确的结论性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意见应当与实施情况报告书同时报告、公告。

第三十一条 自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之日起60日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实施完毕的，上市公司应当于期满后次一工作日将实施进展情况报告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并予以公告；此后每30日应当公告一次，直至实施完毕。超过12个月未实施完毕的，核准文件失效。

第三十二条 上市公司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的，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告。该事项导致本次重组发生实质性变动的，须重新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三十三条 根据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提供盈利预测报告的，上市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的有关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上市公司及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上市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第三十四条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生下列情形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及时出具核查意见，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一）中国证监会作出核准决定前，上市公司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原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

（二）中国证监会作出核准决定后，上市公司在实施重组过程中发生重大事项，导致原重组方案发生实质性变动的；

第三十五条 独立财务顾问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续督导的期限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应当不少于一个会计年度。

第三十六条 独立财务顾问应当结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15日内，对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管理


第三十七条 上市公司筹划、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相关信息（以下简称股价敏感信息），不得有选择性地向特定对象提前泄露。

第三十八条 上市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筹划、论证、决策等环节的其他相关机构和人员，应当及时、准确地向上市公司通报有关信息，并配合上市公司及时、准确、完整地进行披露。上市公司获悉股价敏感信息的，应当及时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并披露。

第三十九条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交易各方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筹划、论证、决策、审批等环节的相关机构和人员，以及因直系亲属关系、提供服务和业务往来等知悉或者可能知悉股价敏感信息的其他相关机构和人员，在重大资产重组的股价敏感信息依法披露前负有保密义务，禁止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第四十条 上市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应当详细记载筹划过程中每一具体环节的进展情况，包括商议相关方案、形成相关意向、签署相关协议或者意向书的具体时间、地点、参与机构和人员、商议和决议内容等，制作书面的交易进程备忘录并予以妥当保存。参与每一具体环节的所有人员应当即时在备忘录上签名确认。

上市公司预计筹划中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难以保密或者已经泄露的，应当及时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直至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停牌期间，上市公司应当至少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因重大资产重组的市场传闻发生异常波动时，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核实有无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重组事项并予以澄清，不得以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由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章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特别规定


第四十一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二）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须经注册会计师专项核查确认，该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
（三）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应当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定对象以现金或者资产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上市公司用同一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向该特定对象购买资产的，视同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第四十二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款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第四十三条 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二）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三）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

第四十四条 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

第四十五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特定对象持有或者控制的股份达到法定比例的，应当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5号）的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特定对象因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导致其持有或者控制的股份比例超过30%或者在30%以上继续增加，且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其免于发出要约的，可以在上市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股份申请的同时，提出豁免要约义务的申请。

第四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后，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实施。向特定对象购买的相关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后，上市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对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上市公司应当在相关资产过户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就过户情况作出公告，并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提交书面报告，公告和报告中应当包括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上市公司完成前款规定的公告、报告后，可以到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为认购股份的特定对象申请办理证券登记手续。


第六章 重大资产重组后申请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


第四十七条 经并购重组委审核后获得核准的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申请公开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的业绩在审核时可以模拟计算：

（一）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是完整经营实体；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重组方的承诺事项已经如期履行，上市公司经营稳定、运行良好；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和相关资产实现的利润达到盈利预测水平。

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公开发行证券条件，或者本次重组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上市公司申请公开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距本次重组交易完成的时间应当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完整经营实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营业务和经营资产独立、完整，且在最近两年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在进入上市公司前已在同一实际控制人之下持续经营两年以上；

（三）在进入上市公司之前实行独立核算，或者虽未独立核算，但与其经营业务相关的收入、费用在会计核算上能够清晰划分；

（四）上市公司与该经营实体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签订聘用合同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就该经营实体在交易完成后的持续经营和管理作出恰当安排。


第七章 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未经核准擅自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责令改正，可以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监管措施；情节严重的，处以警告、罚款，并可以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市场禁入的措施。

第五十条 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报送重大资产重组有关报告，或者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重组活动，并可以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市场禁入的措施。

第五十一条 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重组活动，并可以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市场禁入的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重大资产重组中，未履行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导致重组方案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监管措施；情节严重的，处以警告、罚款，并可以采取市场禁入的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为重大资产重组出具财务顾问报告、审计报告、法律意见、资产评估报告及其他专业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未履行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违反行业规范、业务规则，或者未依法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持续督导义务的，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监管措施；情节严重的，依照《证券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予以处罚。

前款规定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所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依照《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采取市场禁入的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凡不属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原因，上市公司或者购买资产实现的利润未达到盈利预测报告或者资产评估报告预测金额的80%，或者实际运营情况与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存在较大差距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对此承担相应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资产评估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在上市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同时，在同一报刊上作出解释，并向投资者公开道歉；实现利润未达到预测金额50%的，可以对上市公司、相关机构及其责任人员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定期报告等监管措施。

第五十五条 任何知悉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的人员在相关信息依法公开前，泄露该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相关上市公司证券、利用重大资产重组散布虚假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依照《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七条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8年5月18日起施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1]105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