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浮动抵押

钱贵


　　浮动抵押是一种创立于英国衡平法的担保制度，具有鲜明的英美法特点，普遍应用于公司发行债券的担保，在成文法中主要规定在公司法和破产法中在美国则出现在《统一商法典》中。由于浮动抵押的特殊性，在大陆法系一般均作为特殊担保对待，一般规定于单行法中，例如日本就将浮动抵押制度规定于《企业担保法》中。我国《香港公司条例》和《澳门商法典》中都有关于浮动抵押的规定。我国《物权法》第181条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这一条被学者认为是关于浮动抵押的规定。
　　对于在我国《物权法》中能否规定浮动抵押制度，学者之间存有争议。我国梁慧星教授对“动产浮动抵押”持否定态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Mansfeld Wolf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所作的题为“从比较法的角度审视中国物权法草案”的演讲中，对我国物权法草案中规定的浮动担保也持一种批评态度，他认为，浮动担保实质上是授予一个抵押权人在抵押人财产上的一种垄断地位，一个债权人能够排除其他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干涉。这种浮动担保不仅将阻碍市场经济下正常的竞争秩序，而且容易造成过度担保。比如，一项10万元的债务，所提供担保的财产价值可能超过一百万，这在实质上损害了物的利用效率。另外，浮动担保也可能使特定物的担保制度和浮动担保制度在抵押制度设计方面产生冲突。
　　由于国际银行贷款的不断进入以及项目融资方式的推广，当事人之间设立浮动抵押的实践已经存在并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为顺应这种发展趋势，我国立法应该引进浮动抵押制度，以避免民间融资实践与物权法定主义之间的冲突。英国浮动抵押制度起源于判例，而就成文法而言，主要见于公司法和破产法。美国将其规定在《统一商法典》中，日本规定于《企业担保法》中。有鉴于此，我国香港将浮动抵押制度规定在《公司条例》中，澳门规定在《商法典》中，这主要是因为浮动抵押制度的特殊性，因为物权标的的特定性、物权的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及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等基本原理都不适用于浮动抵押，这一特殊性增加了浮动抵押的复杂性。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我国《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长时间以来，我国发行企业债券要求必须提供第三人担保，使得债务人的信用基本被忽略掉了。债券评级实际上变成主要是为担保人评级，定价也是为担保人的信用定价。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延续，不仅使得风险重新集中到银行体系，同时也不利于企业债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和改变中国债券市场长期以来以政府信用为主体的失衡状况。我认为，由于浮动抵押制度在担保公司发行债券方面较为成熟，所以将浮动抵押制度应用于公司法和破产法中不失为稳妥之举。根据我国目前担保市场的发育程度，有关浮动抵押的立法应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为减少浮动抵押人自由处分抵押财产给债权实现带来的不确定性，应将设定浮动抵押的主体首先明确为公司企业，因为公司受资本三原则的制约，且公司的财务制度也较完善：其次，若由非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设定浮动抵押，则应以建立有效的财产监管制度为基础：第三，当事人约定事项出现，公司的合并、分立和破产，股东会做出解散决议，公司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等，均可以规定为浮动抵押固定化的条件：第四，浮动抵押权仅优先于普通债权，其效力较其他担保物权弱，这是其性质决定的。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由约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弱势，例如，通过约定“消极担保”条款，禁止公司设定具有优先效力的在后担保。然而，消极担保条款也可能使浮动抵押产生垄断而对其他债权人不利，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将浮动抵押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公司债券发行领域。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正确主张合同权利才能更好保护自身权益

郑祺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平等地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但权利的行使仍须依法进行，否则，权利的内容将得不到实现。在我国，各类经济组织在日常经济交往中，对于如何正确行使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陌生与盲目。本所孙仁荣律师处理的一起由质量引起的欠款纠纷案中，在一审已经败诉的情况下，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经过充分仔细地调查取证和严密地分析论证后，孙律师对该案的关键，购销关系和产品质量问题作出了鲜明的划分，正确地行使了当事人应有的权利。在再审程序中，孙律师的观点得到法官的支持，并最终赢得了该案的胜诉，为当事人挽回了巨大的损失。通过此案，不仅体现出我所孙仁荣律师的高超的诉讼技巧和丰富的诉讼经验，同时还反映出权利行使的正确与否将对案件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 案情介绍：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君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晔公司）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富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都公司）

自1996年，“富都公司”为浦东海富花园（外销公寓）配置高级住房家具，通过“上海闵莘建设机械工程公司”购买公寓家具，该公司交由挂靠的分公司——“君晔公司”提供家具并作为收款单位并开具商业发票。
1997年8月31日至1998年7月，“君晔公司”共向“富都公司”供应了价值1860，208.58元（人民币）的家具。期间，海富公寓的承租户不断投诉家具产品质量，其中20套家具出现严重质量问题以致无法正常修理，不少承租户提出退租或不续租。经相关质量监督部门鉴定，由“君晔公司”提供的配置于海富花园27间房屋内27套家具中的58件家具为不合格产品。
1999年3月31日，经双方对帐，“富都公司”尚欠“君晔公司”货款475，073.50元。而富都公司则要求将27套不合格家具退还君晔公司，并明示拒付所欠货款。
同年4月1日，“君晔公司”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富都公司”偿还未付货款475073.50元。“富都公司”即提出反诉，要求“君晔公司”自行提取不合格家具27套，并返还货款682，835元。
一审法院判决“富都公司”偿付“君晔公司”货款475073.50元及违约金，驳回“富都公司”的反诉请求。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法院撤销了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判决“富都公司”支付“君晔公司”货款475，073.50元，“君晔公司”返还“富都公司”退货货款654，728元，两项相抵后“君晔公司”返还“富都公司”货款179，654.50元。

二 本案胜诉关键

在本案的办案过程中，对于该案的定性和应采取的诉讼策略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该定性为因产品质量而引起的欠款纠纷，强调拒付欠款的原因是对方未能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合格产品，违反合同自在先，拒付货款是正当行使抗辩权，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因此采取的策略是以产品质量问题抗辩欠款关系，同时再主张对方的违约责任。一审过程中，富都公司的代理人采用了这一方案。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应该将购销关系与产品质量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本诉与反诉的事实方面作严谨的、明显的划分。在购销关系上，不再对拒付货款的事实作过多地抗辩与纠缠。在产品质量上，将产品质量不合格作为主要突破口，加强对不合格产品事实的调查取证，加大力度寻找相应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从而最终赢得法院对反诉请求的支持。
孙仁荣律师在该案一审败诉的不利局面下，接受了富都公司的委托，成为其代理人。凭借多年司法实践经验以及总结了一审败诉的原因后，孙律师最终采用了第二种方案，果断地将购销关系与产品质量作出鲜明的划分，避免混淆了不同法律关系，集中力量针对对方产品质量问题展开调查取证及缜密论证，将法官的注意力重新聚集到产品质量问题上。
经过二审及再审程序的激烈争辩，凭借孙律师提交的大量事实与证据及对法律的精确适用，最终，再审法院支持了孙律师的反诉请求，撤销了之前对反诉不予支持的判决。

三 评析与思考

在日常的经济交往中，一些当事人常常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期届满之时拒付货款。当被对方告上法庭后，这些当事人试图以对方主体资格不符或产品质量不合格等作为其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他们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中双务合同履行中的三种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其中，对于前两项的运用最为广泛。 所谓同时履行抗辩权，《合同法》第66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所谓后履行抗辩权，又称违约救济权。我国《合同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在本所办理的大量类似案件中，绝大多数当事人以此作为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但最终都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与认可。
代理过大量此类案件并最终都获得胜诉的本所资深律师孙仁荣提醒当事人：应正确划分买卖合同中的法律关系，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谨慎行使合同的抗辩权。
以上述’君晔公司”诉‘富都公司“一案为例，君晔公司的家具存在质量问题，“富都公司”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理由，拒付货款牵制对方，结果被对方告上法庭。一审过程中，“富都公司”的代理人既以产品质量不合格作为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本案发生时新的合同法尚未出台），又用同样的理由提出反诉要求退货，从而将原本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淆起来，未能突出“富都公司”在该案中应重点主张的权利，最终法官不仅没有支持富都公司的抗辩理由，还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反诉请求。同时，由于与“君晔公司”的欠款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君晔公司”的诉求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孙律师在接受此案后，将质量问题与欠款问题作出明显的划分，果断放弃在欠款问题上的无效抗辩，将焦点转移到产品质量上，才最终得到法院的支持，弥补了“富都公司”处理该合同纠纷中拒付货款的不恰当行为，为当事人挽回了损失。
总结此类案件不难发现，拒付货款一方的当事人往往都有相当充分和正当的理由（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对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当事人在当时完全可以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协商并达成补充协议。如果协商不成，则可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但由于一些当事人对法律了解的不全面，未能采取正确的法律手段，而是错误地认为只要对方有违约行为，就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采用拒付或拖延支付的方法试图牵制对方，完全忽视了该权利的适用条件和尺度，最后非但没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而让对方“恶人先告状”，占据了主动。这样的教训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另外，从法院审理的角度看，在不违反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是其审理案件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一般都作严格的解释，适用的条件非常严格。试想如果轻微的履行瑕疵，法院就判决另一方得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拒付货款，必将严重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产生大量的货款纠纷。因此，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一般都是针对不履行或履行义务有瑕疵，导致对方当事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即使符合了条件，在行使抗辩权时也应注意尺度，即仅能针对履行瑕疵部分行使抗辩权而非整体的履行。例如，对方提供的100件货物中有10件不符要求，则只能针对这10件货物行使抗辩权，而不能拒付所有货款或超出10件货物的货款额度。

四 建议

从上述“君晔公司”诉“富都公司”欠款一案中可以看出，只有正确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才能最终获得法律的保护。反之，不仅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而可能陷入被诉违约的不利局面。因此，在遇到对方有违约行为的情况时，首先应该注意保留所有相关证据。同时咨询有经验的律师，以便采取相应的救济方法，正确而有效的行使权利。切忌擅自盲目采取对应措施，随意行使抗辩权，最终陷入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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