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简单论述无过错责任产生的根源、概念及其特征，从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对侵权行为法造成威胁三个方面论证无过错责任原则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以推定过错责任替代无过错责任的构想。

关键词：无过错 责任 替代 推定过错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民事归责原则的一种，它的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加大了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但由于它自身在主、客观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及给侵权行为法所造成的危害，使其已不能适应现代审判业务的需要，也不利于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解决,特别是在保险业日臻完善的今天尤其如此。本文拟对这一传统归责原则的不足和缺陷进行粗浅探讨，并提出替代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构想，以利于立法及司法实践。

一、无过错责任产生的根源及其概念

自罗马法以来，民法始终坚持绝对过错原则，到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迅猛发展，危险性工业大规模兴建，工人在事故中受伤亡的大量增加，瑞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这对劳动者极为不利，受到劳动者和社会公正人士的反对。为加强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主观要件对于责任构成的决定作用受到削弱乃至排除，民事责任的归责方式呈现出客观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表现就在于无过错责任的产生。德国在1884年正式在《工伤事故保险法》中创立了无过错责任的立法，之后，世界各国均开始采用这一责任形式。但对于该原则各国都采取了一种谨慎克制的态度，严格限制了其运用范围。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传统观点认为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存在的依据，对某些特殊侵权行为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不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为构成侵权行为的必备要件的归责原则，即不论当事人在主观上有没有过错，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无过错责任具有以下特征：1、因果关系是决定责任的基本要件，即以损害事实与责任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罪关系为前提，若没有因果关系则不能承担无过错责任；2、并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归责的要件，若以过错为归责的构成要件，那就成了过错责任原则；3、无过错责任的宗旨在于合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这也是许多国家为保障受害人的权益而设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原因所有；4、由被告就免责事由进行举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它不同于过错责任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在适用无过错责任时，原告只要举出损害事实及损害事实和被告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可，再由被告就存在的法定免责事由进行举证，被告不能仅仅证明他已尽到了注意义务或没有一般的过失就可以被免除责任；5、适用无过错责任时必须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也就是针对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才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存在的弊端

无过错责任的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加大了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但在审判实践中，无过错责任与过错责任并存，其不足之处和存在的缺陷愈来愈多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在主观方面，“无过错责任原则”本身存在逻辑错误。既然归责原则是用以追究侵权责任的根据和标准，那么，与以过错为归责原则的过错责任原则相对应，“无过错责任原则”就表示“无过错”是归责原则。但我们知道，在无过错责任中，过错不是承担责任的要件，有无过错都不能成为影响此种责任成立的条件，即无过错并不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这与前面所述“无过错”是是归责原则相矛盾。在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所实行的无过错责任，绝大部分都附有一定的免责事由。例如，受害人的过错，不可抗力等，我国有民法通则中也是如此规定的。但是这使人产生疑问，既然称之为“无过错责任”，为何在免责事由出现的情况下又不要承担责任呢？既然实行无过错责任的初衷是为了克服过错责任对受害人照顾不够的缺陷，加强对受害人的法律援助，那为何偏偏在免责事由出现情况下又不去援助他们呢？这些问题，无过错责任原则本身无法作出满意的回答。

在客观方面，无过错责任存在着更大的缺陷。首先，无过错责任缺乏必要的弹性。所谓弹性，就是可伸缩性、可解释性和可变通性。

之所以说无过错责任不具有这种必要的弹性，理由如下：第一，无过错责任的立法表述为列举式，而非概括性。这种硬性规定致使无过错责任无法作出必要的伸缩解释，当客观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时不能及时进行自身的调整；第二，无过错责任的成立一般只要求两个条件即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考虑过错的存在与否。在具体适用该责任时就像做题套公式一样，只要条件具备，就可套用。这使得被告方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没有充分、有效地保护被告方的合法权益。

其次，在实践中，意外事件易与不可抗力发生混淆导致适用无过错责任时面临困惑。意外事件能否作为免责事由，在我国民法中虽未有明确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由于意外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其本身并无过错，在适用过错责任时常把意外事件当作免责事由，特殊情况下，也是按公平责任原则去分担损失。法律明确规定不可抗力是免责事由，当然不可抗力也是无过错责任中的免责事由（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意外事件不是不可抗力，它毕竟与不可抗力有所区别，因此不能把意外事件当作无过错责任中的免责事由。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的区别表现在主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看，意外事件的不可预见性是指特定的当事人尽到合理的注意而不可预见，对于不可抗力来说，即使尽到高度的注意而不可预见，可见，不可抗力具有更强的难以预见性；从客观上看，意外事件虽然具有不可预见性，但它常常是能够改变和克服的，而对于不可抗力来说，即使预见到也是不能避免和克服的。虽然两者有上述区别，但实践中，还是常常将两者混淆，行为人常以意外事件当作不可抗力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使审判人员在适用无过错责任时，不易操作且难以把握。

再次，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在特殊侵权损害赔偿中主要适用的一项归责原则，但其不能适用所有的特殊侵权损害赔偿，如建筑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就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最后，无过错责任不利于发挥民事责任的教育作用和预防作用。民事责任不仅具有对加害行为的惩戒作用，它更应该具有教育作用和预防作用。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应分清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即使调解结案也不能“和稀泥”，应准确划分责任，这对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教育当事人及其他们吸取教训有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许多按“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的案件，加害人并不是没有过错，而是被认为没有必要揭露其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加害人找到了一种推卸责任的借口：我本来是没有过错的，只是由于法律的强制规定才使我承担责任。旁边群众也从“无过错责任”中得出他是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负责任的结论。这样一来，在大量的具有过错性质的特殊侵权案件中，比如高度危险作业者在危险作业过程中主观上有过错，或客观上有违规操作行为，只不过是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竞合的情况下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被告即以自己没有过错而承担责任为由而心安理得。它使得群众对法律产生曲解，达不到民事责任的教育预防作用。

无过错责任的勃兴给侵权行为法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所谓“侵权法危机”的争论也由此而引发。无过错责任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给受害者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保护，但同时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增加了成本，受害人根据无过错责任虽然可以获得补偿，但真正能否取得补偿还取决于对方的偿付能力。为克服这个缺陷，必须兼采各种损失填补制度，如保险制度，使之组成全套综合的调整机制。

可是，无过错责任的发展导致了损失承担社会化的趋势，它给侵权行为法带来两方面重大的影响：一方面造成侵权行为法调整范围缩小，损失承担社会化的趋势使责任保险制度迅速发展，大量的事故赔偿案件转移到保险领域，同时社会保障法也为受害者提供了补偿来源，侵权行为法已退到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无过错责任削弱了侵权法的社会作用，侵权行为法中包含的道德评价、教育预防作用在无过错责任的前提之下变得萎缩。损失承担社会化后，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转嫁给大众负担，行为结果对他说来史是增加了一点保险费而已，合法与非法、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由此而混乱了。

在传统归责原则中，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是并存的，过错责任以过错作为其归责的基本要件，“无过错则无责任”。而无过错责任不考虑当事人的过错情况，不把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只要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一出现，即使无过错也要承担责任。可见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如果将两者都作为侵权行为法中的基本原则对待，那么在同一法律部门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排斥的基本原则是很难解释的。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行为法中的基本原则，其地位和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对无过错责任原则重新审视，有必要找一个更可行的归责原则来替代无过错责任原则。

三、以推定过错责任替代无过错责任

依照我国民事立法精神，公民和法人及其他组织要承担民事责任首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有违法行为和过错。

笔者认为民法理论上所指的过错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侵权行为人的直接过错；二是指非侵权行为责任人的间接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二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它所规定的责任是直接过错责任，也称一般侵权赔偿责任。而该条第三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传统观点所认为该条款就是无过错责任存在的依据。但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没有过错，并非是绝对的没有过错。只要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一出现，这种没有过错便被依据事实和法律推定为有过错了，再按照过错责任原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这是特殊的侵权赔偿责任，所谓特殊侵权责任，是指具有特殊身份或者有特殊地位的人，因侵犯他人的权利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种民事责任的最大特点是构成侵权赔偿责任不需要具备过错责任所需的四个条件，其实质是推定过错责任，因此我们不妨把这种责任称之为推定过错责任，用以取代无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以上分析可知，适用推定过错责任首先应依据法律特殊规定才能进行，其次才能推定加害人有过错，当然也应具备损害事实及损害事实与加害人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二个条件为前提。因此，可以给推定过错责任下这样一个定义。

推定过错责任是指依照事实和法律推定责任人为他人的行为和为人的行为之外的事实所致损害受害人，具有某种过错而所负的赔偿责任。它主要是指在特殊的侵权行为中，责任人要推翻对其过错的推定，必须证明有法定的抗辩事由的存在，才能对损害后果不负责任，否则法律上就推定责任人有过错并确认其应负责任。它同样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

四、推定过错责任的法律特征
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陈 岑

（郑州大学 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内容摘要］
民法上的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无效，指的是，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民法要判断的是：当事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否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不是当事人的一切行为。夫妻之间相互有继承权，指的是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而非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继承法》应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
［关键词］公序良俗 法律行为 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 特别法 一般法


[基本案情]
被告蒋伦芳与丈夫黄永彬于1963年结婚。1996年，黄永彬认识了原告张学英，并与张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当众拿出黄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是朋友，黄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却控制全部遗产。张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蒋给付遗产。1

[审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及一套住房属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未经蒋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永彬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使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评析］
一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向婚外同居人的遗赠无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学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赞成该判决的人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体公正、法院审判的社会效果、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上进行论述。反对的人分别从法律适用原则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院的独立审判与公众舆论的关系几个方面表达了对法治建设的忧虑。
综合两级法院的判决，主要有三个理由，一、黄永彬的遗嘱行为和遗嘱内容违反公序良俗，应无效。二、黄的遗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婚姻法》关于夫妻相互享有继承权的规定，应为无效。三、本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不应适用《继承法》。笔者分别对以上三点提出质疑，求教于大家。

质疑之一、该遗嘱是否违背了公序良俗

关于对婚外同居人的遗赠行为的效力，有不同看法。梁慧星先生在其《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一文中明确写明，对婚外同居人的赠与和遗赠行为属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应无效[1](P57)。但台湾地区王泽鉴先生认为："在现代多元化社会，关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难期定有一尊之见解，关于性自由及性道德之观念，亦正处于过度变迁时期，其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实难作绝对肯定之判断。"[2](P141)
笔者认为，本案中死者黄永彬所立的遗嘱并未违背公序良俗，理由如下：

一、 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对象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合称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通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般条款，对立法、司法和民事活动都有指导和约束的作用，许多具体条款都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公序良俗原则还有补充作用，弥补具体规范的不足。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很不确定，“只是为法官指出了一个方向，由法官朝着这个方向进行裁判，至于在这个方向走多远，全凭法官自己判断”［1］（P61）。从这个意义上讲，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授权法官于个案中进行判断。如果法官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即可宣布其行为无效，从而维护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
但我们必须清楚，民法上讲的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无效，指的是，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民法要判断的是：当事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否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不是当事人的一切行为。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实质并非在于对违法行为或违反道德的行为予以制裁，而只是不使其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不可强制要求履行。简言之，法律秩序拒绝给不道德的行为提供履行强制。对违法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予以制裁，是公法和道德领域的问题。
毫无疑问，本案的原告与遗赠人（他人之夫）同居的行为是违反道德的，有饽善良风俗的。但本案原告诉求的，法院予以审理的是，遗赠人的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原告能否依据经公证的遗嘱取得遗产，除此之外，法官无权作出裁判。
非常明显，许多人包括部分法律人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点，将对遗赠行为效力的判断与遗赠人与原告的同居行为的行为性质的判断，掺杂在一起，进行道德判断。将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二奶称号加在原告头上，利用当前人们对有损婚姻关系现象的痛恨心理，通过舆论界，错误地引发了法律与道德（特别是私生活领域的性道德），这一敏感话题的讨论，转移人们的视线，给法院以压力，造成未审先判的气势，损害了法律的独立价值。

二、 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

要判断一个法律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是否违反善良风俗，无非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法律行为的客体。法律行为的客体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如客体本身具有违法性和反社会性，则法律行为为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以人的身体，身体一部分为标的的合同，奴隶买卖合同、代孕母协议、买卖赃物、珍稀动物等。
二、法律行为的内容。法律行为的内容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具有违法性或反社会性，法律行为即为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不结婚之约定、负担杀人等犯罪行为义务之约定、私通之约定、赌博行为等。
即使目的或动机善良，不具有违法性，但法律行为内容违法或具有反社会性，法律行为即无效。例如：一位丈夫向其妻子承诺，今后不单独进行业务履行或娱乐履行。妻子要求这样承诺，旨在防止已经有过过错的丈夫实施有害婚姻的进一步行为（与其他女人在一起），这个目的无可厚非，但德国帝国法院认为：对丈夫的行动自由作出这样的限制，有违婚姻的道德本质，违反善良风俗[3](P511)。
本案中，遗嘱的内容只是黄永彬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张学英，具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遗嘱及遗嘱行为的内容，法院认为，遗嘱内容合法违反公序良俗显然有误。
三、一定法律行为的内容因与金钱相结合，而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例如，给证人以报酬的允诺，付金钱而为性交的行为等。
四、法律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公序良俗，但条件的违法性或反社会性，可能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只要，于条件成就时，履行该法律行为有助于增长反社会行为的危险，条件的违法性将导致法律行为无效。例如， 以建立或维持不论关系（姘居）之赠与，应为无效。但已结束不伦关系为条件之分手金给予合同，应为有效［4］（P340）。因其履行对社会并无害处。
五、动机或目的具有违法性或反社会性，致使法律行为无效。一般说来，动机是推动行为人去追求某种目的的内在动力和内在起因。目的是在一定动机的推动下，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达到的某种结果。
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评价，一般并不去考察当事人的动机和目的，但当动机或目的与法律行为相结合，有助长反社会行为实现的具体危险时，法律行为也具有了反社会性。当事人的非法目的和动机就会导致法律行为的无效。如为履行一个非法约定所作的给付行为、债务免除行为。
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仅表意人主观上有非法动机和目的不能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只有在"一方当事人追求的不法目的，为他方所知悉时"，才能认定该行为无效。例如，以卖淫为目的而承租房屋，在房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租赁合同并不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