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借款合同因未约定履行期限，义务人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后，对其余债务履行期限，权利人未提出请求，义务人也未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形较为常见。针对此种情形的处理，法律尚无具体的规定，因而对相关法律如何适用存在分歧。


【案情】


李某2006年3月31日从赵某处借款500万元，未约定还款期限。2006年4月6日，李某主动归还赵某200万元，之后李某未再主动还款，赵某也未催促李某还款，双方亦未就还款事宜达成其他协议。赵某2010年12月29日起诉请求李某归还剩余借款300万元。李某以赵某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提出抗辩。


【分歧】


对于赵某2010年12月29日起诉请求李某归还剩余借款300万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司法实务中形成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向赵某借款500万元有借条为据，2006年4月6日李某归还赵某200万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李某归还赵某200万元，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自2006年4月6日李某归还赵某200万元起，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赵某在2010年12月29日起诉，已超过两年，因此赵某的诉请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应予以支持。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从借据看，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除200万元时效已因履行而消灭外，余300万元仍然遵循上述规定，李某除非有证据证明在时效期间赵某对其300万元债权规定了还款期限或李某已向赵某明确表示不履行剩余债务，否则，李某主张该剩余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诉讼时效制度的主要功能及价值衡量


诉讼时效制度，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又或者是指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的期间持续到法定期间，其公力救济权即归于消灭的制度。在法定期间内提起诉讼，即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在该期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以国家强制力保护其债权。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又无证据证明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法定事由，权利人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国家强制力保护其债权的权利。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公平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法理认为，所有人均是自身权利的最佳判断者与照料者，如权利人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可认为他有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法律可不予其强制性的保护。因此，诉讼时效制度具有督促权利主体积极行使权利的意图，也有对漠视权利的权利主体进行制裁的意图。但诉讼时效制度绝不是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及规避责任的工具，其功能和法律价值主要在于维护经济秩序，防止权利睡眠与证据遗失。民事法律以公平为首要价值目标，推进诚实信用、促进社会和谐，诉讼时效制度在个案中的适用，应充分体现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其平衡点即是公平的价值目标和诚实信用原则。在无法律明确规定或法律规定较为模糊，或者可作有利于与不利于债权人两种理解时，应偏重从有利于债权人角度理解，法官也应作出有利于权利人的裁判，以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其结果并不违背公平的价值目标和诚实信用这一基本原则。


2.诉讼时效的起算


在诉讼时效制度中，时效的起算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且争议较大的问题，时效期间起算标准不同，对当事人实体及诉讼利益均将产生严重影响。从世界各国民法来看，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自请求权产生之时开始起算诉讼时效。《德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时效自请求权产生之日起开始计算，以不作为为目的的请求权，时效自发生违反行为之时开始计算。”二是从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时开始起算。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行为时起算。”《泰国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九条规定：“时效，自权利可以行使时进行。”三是对同一请求权适用两种诉讼时效，首先采用主观标准，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请求权产生之时开始计算，但期间较短，一般为两年，以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同时采用客观标准，以请求权的发生为起算点，并规定较长期间以维护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并保护义务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可见，我国民法就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原则上以权利被侵害时为准，即“侵害论”。对于约定了履行期限的债权，期限届满而债务人未履行债务即可看做是债权人的债权受到侵害。而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之债，如何确定权利被侵害之时，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规定了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即“宽限期”。因此，多认为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之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确定为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履行要求并经展期后的次日，或应以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遭拒绝时为标准。


3.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的中断，一般是指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了一定的法定事由，推翻了诉讼时效存在的基础，使已经过的实效期间归于无效的法律制度。应当注意的是，诉讼时效的中断发生于诉讼时效进行之中，如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计算或者已经届满，则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本案中，李某已部分履行债务，赵某在李某部分履行债务超过两年后，提起诉讼请求李某履行剩余债务，仅从以上规定的字面含义理解，似乎自李某部分履行债务后诉讼时效即已中断并重新起算，至赵某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但需要明确的是，以上规定均系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而如前所述，诉讼时效中断的前提在于诉讼时效已经开始计算。本案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在此前提下，义务人主动履行了部分债务，对于未履行的部分债务，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起算还有待商榷。由于我国民法对诉讼时效期限起算采“侵害论”，因此，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以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为标准。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根据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义务人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后未确定其余债务履行期限的，则已履行的部分债务因履行行为而消灭，无时效问题。而对于未履行部分的债务，如权利人提出要求并给予宽限期的，则应在宽限期届满之日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如义务人明确拒绝履行的，则应从义务人拒绝之日起算。权利人未提出请求，义务人也未作出意思表示的，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并未明确规定。根据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务的原则，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也只是规定了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并给予一定的宽限期的前提下，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同时，对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形，明确了“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起算点”的确定，可以认为，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前提下，债务人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后，对其余债务，无论债权人是否提出履行要求，只要“债务人未明确拒绝履行义务”，诉讼时效期间就不应起算。司法实务中，应当认定当事人对剩余债务未约定履行期限，仍应适用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点。其法理在于：其一，根据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特点及原则，只有在诉讼时效期间已开始起算的情形下，才会发生是否中断或届满的问题；若诉讼时效尚未起算，则不发生中断。其二，双方订立的合同系无履行期限的合同，只要不存在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诉讼时效期间就没有起算。而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明确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系指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后发生的中断情形，二者前提不同。其三，基于我国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采“侵害论”，并且，在债权人未要求债务人履行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的情况下，如债务人履行了部分债务，即开始起算剩余债权诉讼时效，对债权人似乎过于苛严，债务人主动履行部分债务显然不构成对债权人权利的侵害，也不能就此得出债权人漠视其自身权利，放弃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的结论。


综上，对于本案未履行的300万元债权，李某既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其履行200万元债务后，赵某提出了履行剩余债务的要求并给予了宽限期，也无证据证明其已明确表明不履行剩余债务。因此，李某主张赵某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表彰人民调解工作模范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工作模范司法所的决定

司发通〔２００４〕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２００２年以来，全国各地基层人民法庭和司法所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办发［２００２］２３号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依法履行职责，勇于开拓创新，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了大量民间纠纷，为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表彰先进，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司法所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经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推荐和评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决定授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双桥人民法庭等５１个单位为“人民调解工作模范人民法庭”；授予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司法所等５３个单位为“人民调解工作模范司法所”。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号召全国的人民法庭、司法所，向受到表彰的“人民调解工作模范人民法庭”和“人民调解工作模范司法所”学习，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不断推动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为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