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青岛莱科达微电子有限公司（简称莱科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全鸿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全鸿公司）唯一股东、董事陈某，分别代表各自公司，并由陈某作为协议中相关物业业主，就所欠货款的清偿问题签订一份欠款偿还协议，协议记载甲方为莱科达公司，乙方为全鸿公司；协议内容为：甲方自2001年起，开始为乙方加工生产液晶显示屏等产品，截至2008年11月30日，乙方共欠甲方货款86.705646万港元。经双方协商，乙方愿意将位于东莞市常平镇丽城花园A15号的一栋物业，按照双方议价，过户给甲方用于偿还欠款。偿还欠款后所余之差额，由甲方分两至三次在2009年3月1日前以现金支付给乙方。全鸿公司股东、董事陈某在乙方处签名，并由陈某于2008年12月17日在协议中相关物业业主处签名并加注：“上载之日期因资料已送去办理房产证，决定何时下来未定，唯乙方必全力配合办理。”因全鸿公司与陈某未按约定履行，莱科达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全鸿公司与陈某连带支付货款及利息。


【分歧】


案件审理中，围绕被告个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陈某个人不承担责任。主要理由是协议中乙方明确记载为被告全鸿公司，而被告陈某作为被告全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中是以乙方名义设定义务的，因此，其个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某以有关物业为被告全鸿公司的债务清偿提供非典型担保，在无法按照欠款偿还协议的约定实际履行时，其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陈某假借被告全鸿公司名义，出于个人目的，以物抵债方式加入到被告全鸿公司清偿原告货款债务的已有法律关系中来，通过代物清偿消灭被告全鸿公司对原告的原有债务。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


第一种意见的偏颇之处在于机械解读协议字句，未能从当事人签订协议的动机、目的出发正确认定协议的本质。第二种意见的不当之处在于，对于债的担保的法律性质认识有误：债的担保是债的双方当事人为了保证债权的实现、债务的履行，债务人向债权人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保证措施，其不像主债那样是一定要实现的债权，而只起补充性和预防性作用，只有在主债不能履行时，担保之债才实现。而订立本案欠款偿还协议就是为了实现以物业抵欠款，无主债、从债之分，因而非担保之债。


真意保留制度实际上是外观主义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真意保留，又称内心保留，是指表意人把真实意思保留内心，所作出的表示行为并不反映其真实意思，是一种自知并非真意的意思表示。关于真意保留的效力，通说认为原则上有效，表意人应受该表示的约束，以保护交易安全。


本案中，尽管协议中提到的物业业主并非陈某，但物业房款由陈某支付，陈某与案外人双方产生矛盾之后，陈某遂产生趁双方没有分开时尽快将房屋处理掉的想法。然而，落实在本案欠款偿还协议中的内容就是由被告陈某通过代物清偿消灭被告全鸿公司对原告的原有债务。依据民法原理，被告陈某这种“真意保留”的法律后果为：按照其外在表现的表示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依据民法原理，代物清偿作为清偿债务的方法之一，是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以债权人等有受领权的人现实地受领给付为生效条件，在新债务未履行前，原债务并不消灭；当新债务履行后，原债务同时消灭。虽然代物清偿是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但此替代的目的，并非在于消灭旧的债务而成立新的债务即债的更改或债务更替，因而客观上需要清偿人提出现实的他种给付，由清偿受领人现实受领。如果当事人仅达成了合意而没有为现实的给付，则只发生债的客体变更。本案中，虽然约定“以房抵债”的代物清偿方式了结原有债务，但由于代物清偿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原来的金钱债务并未消灭。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实践心得

余金龙


　　这次到省高院的一次实习，着实让人感触颇深。一来是案件具有典型性：一审，二审，再审。从当事人申请再审到检察院抗诉，历经我国诉讼非平常连续之程序。二来：一件并不怎么复杂疑难的承揽合同纠纷案却在一审，二审，再审法官手中却呈现出不同的判决结果。下面就两点本人从司法的角度浅析一下其成因及实务与理论的关系。

　　之所以说本案在司法界并不多见，是因为它先后从基层打到高级法院，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在我国诉讼实践中的确少有的现象。。从检察院的抗诉书的文案号为008，即本年度，启动公权力救济法院错判的只有8次；从法院的再审决定书看，其文案号为014，即本年度，启动再审程序的只有14次。这体现出我国法院对“两审终审制度的贯彻和对最高院对再审‘对于可审又不可审的再审予以不审’原则的把握。但由于审批人员的素质，审批作风的好坏不一定都会使两审后的案子不是错案。为了使那些实体权利义务颠倒的错案得到纠正，实现个案公正，也为了使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姑在“两审终审”制度铁罩下的诉讼领域打开一个“缺口”，引入一股正义之水。但这个缺口也不能打的太大，不是所有的诉讼都审级越多越好，也不是审级越少越好，关键在于确定一种审级制度能否保证审判质量。拉长审级长度，但不能拓宽审级宽度（审判质量）也是徒劳，只会让正义得不到实现而成为非正义。故设置再审等纠错错判程序也是权宜之计，关键是提高审判质量，优化组合审判资源。

　　实践的另一个体会是：一件并不怎么疑难复杂的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得到三种不同的判决结果，先暂且不对这三种结果是非做任何评论，因为本案的客观事实只有当事人知之。法官和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根据法律事实来确认。判决结果之所以呈现三种结果，是因为审判人员对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达不成统一。这方面原因是宏观的，从微观方面来说，法官在举证责任（非法律规定）分配裁量上不同，当事人在各审的证据完善度，合议人员的经验，智慧不同等。各审判人员在法律适用上相差不大，各法官都是法律的驾驭者。但在事实认定上却千差万别。在中国历来错案中，认定事实要占据七八成。在西方诸法治发达国家，对法官认定事实采取自由心证，即法官只要对得起法律和良心。这就要求法官要是法律的驾驭者，更是生活经验法则的熟悉者。在中国，由于法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对事实认定上往往抱有偏见，先入为主，个人喜欢等心理。另外在当事人方面，由于当事人没有很好掌握程序性事项，在各审中代理人先后易手，对案件交接不力也是一种。在这起案件中，判决结果几经易局，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从积极一面讲：案件得到改判，说明法官不会机械的套用法律，不会拘束于前手法官的判决；从消极一面讲：一个案件三次易局，让当事人的胜诉期待落空又实现，破坏了法院的既判力和司法的终结性。也认公民怀疑司法不公，审判不力。

　　以上是个人对这次实习的一点心得体会，纯属个人鄙见，但也不会不见得不足为虑。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人说当事人不服判决，频繁上访虚耗司法和行政资源。试问如果司法公正，廉洁，效率又怎么会出现公民只知道政府官邸而不知道法院呢。人民法院为人民，在这个人情社会和金钱社会，关系社会，还有多少法官自己抵制腐蚀，真真正正为人民做主？费孝通先生曾对我国司法现状做一次评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德看所实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通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看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所以现实是改革的催化剂，对待司法的现状，不能灰心，也不能期望过高，任何一项制度的构建都有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这里不妨借鉴一下龙宗智先生的“相对合理主义”：在一个不尽人意的法治环境中，在各方面条件制约下，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程序操作，都只有追求一种相对合理，不能祈求尽善尽美。如果不注意实际条件和多种复杂条件制约去追求理想，不仅难以奏效，而且还可能因为破坏了既成的有序状态而使情况更糟。